2016年1月的一天，一群陌生的大妈们来到了河南省商丘市政法干校家属院。她们拿着扩音喇叭喊话、骂人，闹得人心惶惶。当地警方侦查发现，有一个平均年龄约50岁、约30名中老年妇女组成的“讨债”团，她们受人雇用，采取辱骂、侮辱、恐吓、殴打、损毁财物、占用公私财物等手段，直至对方不堪其扰，息事宁人。（8月7日新京报）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中老年妇女组成的“讨债”团，虽做的也是刀尖上舔血的生意，却自带“年龄”和“身段”的保护伞，在丛林肉搏时占尽天时地利与人和的优势。骂烦了、闹够了，看谁能耗得过谁——就算不能凯旋而归，但至少恶心了对方，起码叫人脑仁疼。这帮高龄妇女组成的“骂骂队”，生动形象演绎了“闹事法则”的真谛：不信法、只信闹，人多嗓门大，声高盖过法。

　　民间债务关系千头万绪，而讨债公司又价格不菲。比如记者咨询商丘多家网络搜索靠前的讨债公司得知，这些公司一般按讨回金额的15％－40％收费，采取干扰债务人的企业经营、家庭生活等手段，暗示“难免需用点武力来威胁”。收费高、动手闹僵关系、打人犯法——请他们出面确实风险太大。“大妈涉黑团”看起来就好多了，不仅价格便宜，还附带诸多上阵的便利：一是全社会对“讹人老太”心有戚戚，谁敢动一帮老人一根毫毛？这个问题，王思聪也要掂量掂量吧。吃透了这一点“精髓”，老年讨债团简直就有了克敌制胜的法宝：只能他骂你打你，你还不能还之以手。不然，人家随便躺下了就是个天价数目。何况，中国人还讲究“好男不跟女斗”。

　　二是在现实执法中，地方执法部门遇见老人参与的纠纷容易和稀泥。谁都怕老人，普通群众如此，少数地方执法者亦不例外。在这个问题是，不客气地说，若非大奸大恶，高龄已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法外之地”。加之就像业内人士说的，出现民事、经济纠纷时，只要双方不打架、不闹事，就只能现场调解；如果去法院起诉、走司法程序，不仅时间周期长、成本高，且打赢官司也难得到执行。深谙这些执法现状，中老年妇女组成的“讨债团”只要拿捏得当，简直是所向披靡、无往不胜。

　　一句话，社会对不守规矩的老人太宽容，司法对违法老人柔情万种——这是眼下诸般“涉老话题”的症结所在。法治与尊老，不是鱼与熊掌的两难选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人人”，自然包含“老人”。据称，2017年6月21日，14名“大妈涉黑团”主要成员被一审判决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寻衅滋事罪，判处2年至11年不等的有期徒刑。“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足可见刑罚之棒并不轻巧。这样的判决，起码也逆转了“法不责众”、“法不责老”等舆论层面的误会。

　　只是，“大妈涉黑团”是个悲剧，既说明老年人学法守法之必要性，更说明司法执法需要恪守底线、明确刚性。真要爱护老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法律就不能在“涉老话题”上优柔暧昧。至于民间讨债之种种乱象，在宏观经济寒意逼人的时候，恐怕更要寻求法治框架内的公共治理之良计。（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