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地沟附近捡到了传销人员的学习笔记、学习心得、日记、毕业证书和一份2017年2月1日的《人民日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宋继祥摄）

　　这几日的天津颇不平静：李文星死了，张超死了，死在天津静海，死在传销魅影之间。

　　都说传销猛如虎，而徒留虎患的，未必是一城一地的烦恼。也许正如天津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赵飞所言，静海是天津非法传销的高发地，但李文星事件的发生，说明打得远远不够，传销问题还很严重，“必须从社会稳定的政治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于是有了“天津誓言”：决战20天，彻底清除非法传销活动。

　　回头来看，1989年，传销从日本、台湾等地流入广东，此后，便如星火燎原般成为打不死、锤不烂的流毒。28年过去，传销在中国的“发家史”，便是弱势民众的“血泪史”——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加之家破人亡、人生幻灭的故事，与“传销”二字一起，成为跨越千年的经济毒瘤，写在知音故事会的背景板上，写在国人嘱咐孩子出门的常识里。

　　说得不客气一点，如今传销在少数地方之根深蒂固，无非两个令人齿寒而心冷的理由：一是打击不力，执法不够硬气。用天津的话说，“打得远远还不够”。比如检索资料可知，其实早在10年前的2007年9月，天津就曾建立打击传销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并展开多次专项行动。只是，时过境迁，当年联席会议首任召集人武长顺早已东窗事发、被判死缓。很难说，这两者之间有无千丝万缕的关联。

　　二是压根儿就懒得打击，甚至将之视为“振兴本地经济”的鸦片。还是举个路人皆知的例子吧：2008年前后，国家工商总局调研，“据广西来宾市反映，传销猖獗时，传销人员达上万人，大街上像赶集一样。”根据公开说法，当时，广西来宾市是一个常住人口仅15万人的新兴城市，但据估算约有5万人在该市进行传销活动。根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和中国反传销协会等联合编撰的《2010中国网络传销调查报告》，2010年参与网络传销的人员超过4000万。传销在少数地方如此招摇嚣张，与地方执法部门宽纵放任有着无可辩驳的关系。这背后的短视逻辑，跃然其间，心照不宣。

　　传销与反传销，如作用力与反作用力。而今，传销陷入“越治理越猖獗”的诡谲境地，显然不能怪中国“人傻钱多”，而应该把问责与反思的板子打在监管不作为的屁股之上。等到传销如星火燎原，更是难以掌控。一方面，传销确实凶猛如虎、狡黠如兔。另一方面，这种聚众的经济邪教，又不可能隐身或消匿，真要发动群众斗争，治理起来并不算没有头绪。再说，无论传统的南派北派，还是依托互联网的传销“资本盘”，其“拉人头”的层级利益链可谓万变不离其宗。早在2005，《禁止传销条例》便明确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与公安机关是治理传销的主要机构；2007年，国家工商总局与公安部还联合制定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和公安机关打击传销执法协作规定》……有了警醒意识、有了制度设计，“五行”里缺的，怕只是“起而行之”的职能自觉。

　　问题只有一个：媒体轻易能起底的传销故事，为何专业的职能部门总是后知后觉？

　　赘言以上，无非是要明确一个老理：传销猛如虎，打虎不能一阵风。公众相信天津有这个能力，“决战20天，彻底清除非法传销活动”。不过，无论对于哪个城市、哪个省份，打击传销恐怕真的是个久久为功的持久战。别说20天，就是200天、2000天，亦是“永远在路上”。2016年12月，公安部发布消息，当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立案侦办传销犯罪案件2826起，同比上升19.1％。面对这样的凶猛态势，打击传销不是一地之责、而应该成为全国共识，不是一个职能部门的事、而应该成为联动之策，不是一个运动的功夫、而应该成为执法常态。

　　猛打久治、恪尽职守，传销这只纸老虎，才不至于吞噬了年轻人的青春，才不至于啃噬着大社会的骨血。（中青网特约评论员　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