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期间，“打假”话题热度难减。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质检总局原副局长、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理事长刘平说，“对于假冒伪劣犯罪分子，10次你抓住了9次，有1次没抓住，他们都能谋取暴利。前几年我负责打假执法分管的时候，曾有销售白酒的电商告诉我，假冒茅台50年陈酿，利润比贩毒还高！”刘平均特别提出，国家要加大处罚力度，提高犯罪成本，才能有效遏制不法分子的投机心理。（3月9日央广网）

　　暴利有多高，假货就有多猖獗——这既是资本逐利的天性，亦是人性机巧的惯性。“假冒茅台50年陈酿利润比贩毒还高”：这则寓言说破的，恰恰是假货禁而难绝的根源。打假难、治假难，在产权保护乏力的时候，假冒伪劣就成了名牌正品的“寄生疮”。

　　在今年1月举办的达沃斯论坛上，马云甚至用“与人性贪婪的战争”来比喻打假，称利用大数据和新技术与全世界通力协作是赢得战争的方法。但，即便是撸起袖子打假的马云，尽管在截至去年8月份的12个月里已在淘宝下架了超过3.8亿件侵权产品并关闭了18万家店铺，但，难以禁绝的假货仍成为电商平台难以承受之重。比如在2016年，阿里拦截的商品链接总数达到3.8亿，对整体环境虽然有所改善，但依旧扬汤止沸，问题真正的根源并非是阿里能够解决的。一个诡谲的现实是：目前关于假货处罚的法律《产品质量法》发布于1993年，掐指算来，已经是24年前的光景。这也就难免出现一个怪逻辑：三五万元的罚单，有时还抵不上一个假名牌包的价格。

　　据称，中国在全球440种工业产品中，有280种产量世界第一，但在Interbrand发布的“全球最佳品牌百强榜”中，我们国家三年前是0，这两年进入华为和联想，但排名较为靠后，都在70名开外。但问题是，全球已经进入品牌经济时代，发达国家20％的强势品牌占据了80％的市场份额。劳动力红利终结，人力成本攀升，低端制造业的困局，恐怕远甚于“江南皮革厂倒闭了”的说唱调侃。正因如此，“全面提升质量水平。打造更多享誉世界的‘中国品牌’，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质量时代。”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所作的2017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品牌”二字被再次划为重点。

　　好在今年2月27日，首个国家级知识产权评估认证中心在北京成立，我国自主研发的“国专知识产权评估系统1.0版”同日上线。这也意味着国家知识产权保护迈入实质性阶段，知识产权“大保护”格局正在逐步成型。于此背景之下，打击假冒伪劣就成了鸟之两翼的另一翼、车之两轮的另一轮。当然，客观地说，自2012年国务院成立“双打”联合小组以来，中国打假的成果绝不仅仅是央视3.15晚会上的例牌曝光，更多的，还是常态打假的艰苦卓然。不过，相较于“莆田鬼市”等乱象，打假的力度与韧性，仍叫人愁肠百结；而治假的绵柔律法，更让人郁结于心。

　　“假茅台利比贩毒”说破的是治假软肋——真要做好打假的功课，“板子”不能不刚强，“手法”不能不精湛。真把打假的事业做好了，也省却中国消费者费心巴力去网络海淘或出国背货了吧。（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