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友人处得知陈老师病逝噩耗的那天上午，我正在参加一位已故前辈学人的追思会，这使我原本就郁结的心情变得更加沉重了。当时赶紧手机上网求证，竟然所传消息不虚，我唯一能做就是强忍泪水低下头，在心底不断地告诉自己：白鹿原上那位最好的“长工”走了！白鹿原上那位最好的“先生”走了！当代中国文坛的白鹿精魂已随风飞逝！

　　回想起来，我和陈老师的交往也有十多年了。虽然我在武汉，他在西安，能够当面请教的机会并不多，但我分明切身地感受到，陈老师在晚年是把我当做一个忘年的小友在交往，这于我而言已经足够。最近这些年，每次有事找他，我总是先发手机短信，而他每次收到我的短信，必然是一个电话直接打过来，耳畔随即传来他那特有的苍凉沉厚的西部嗓音：“我是陈忠实！”短促有力，但又丝毫不是盛气凌人的口吻，相反，传递着真诚和温暖。每次通话中都会听到他那沙哑而爽朗的笑声，仿佛从八百里秦川地层深处飘来，让长年身处南国的我，不禁对他钟情一生的白鹿原一次又一次地悠然神往。

　　第一次见到陈老师是2003年的事了。当时，我刚从珞珈山求学六年下山不久，受师父指令，去西安拜访当今陕西文坛的两位主将——陈忠实和贾平凹。师父是黄梅的於可训先生，他在当今文学批评界颇有清誉，正受邀在《小说评论》杂志上主持《小说家档案》栏目，他特地把我喊到家里去详细布置访谈任务，还说是主编李星老师点名要我去做这两位西部大家的访谈，这让当时学术刚刚起步的我十分感动，于是欣然领命。记得临走时师父在叮咛中还曾戏言，见到那些大作家不要怕，他们都长得像新出土的秦始皇兵马俑似的，表面上粗犷得吓人，其实心细如发，而且西北人实在得很，比我们本地人好打交道多了。

　　那年去西安正好是清明时节。我提前找老同学从单位里借了当时还比较少见的录音笔，但不怎么会用，担心出错会把珍贵的录音化为乌有，所以还是自备了传统小型录音机和磁带。虽然自认为准备的比较充分，但内心依然忐忑。到了西安后入住陕西省作协秦人宾馆，我马上和李星主编打了电话，但他说自己临时出差去了海南，不过已经交待了副主编李国平老师负责接待我，我悬着的心才算又安定下来。在国平老师的帮助下，我很快就在陕西省作协主席办公室里见到了大名鼎鼎的陈忠实老师。说实话，尽管有师父临行前的“兵马俑”戏言，但当我真正见到陈忠实的那一刻还是心里一震，他那沟壑纵横的脸、深邃逼人的眼、萧疏如枯枝的头发，瞬间传递给我一种无形的强大气场，让我尚未开口便有了紧张感。好在他果然大将风度，见微知著，问我是否带有访谈提纲，我说有，他说那就把提纲先放在这儿，明日晚上再来谈，白天让司机带你去西安附近逛逛。这下子我如释重负，真的体会到了师父所言不虚，原来长得像兵马俑一样的陈老师，果然心细如发，体贴入微。

　　翌日之行十分尽兴，陈老师派人驱车带领我游玩了很好的一条线路，把乾陵、昭陵、茂陵等汉唐王陵全都仔细地看了一番，真是让我大开眼界！记忆中好像霍去病墓附近在修路，只能远远地观望，无法近前。那年我刚过而立之年，尽管一路舟车劳顿，但依旧精力充沛，充满了兴奋和喜悦。初见陈忠实的压力遂一扫而光，等到约定的晚上七点再在主席办公室见到他时，我已经一点也不感到紧张了。陈老师先是照例寒暄了几句当天的行程，但很快就显示出他的干净利落来。他说你的提纲我都看了，这些问题都可以谈，言词和表情中都流露出一种令人尊敬的气度。这种气度很快拉近了我和他的年龄地位的差距。那天晚上，我们的对话一直持续到快12点，其间我们似乎都没有起身过，就那样端坐在他的办公室的两张椅子上，中间的桌子上摆放着我事先准备好的录音机和录音笔，记得换过几次录音磁带，而录音笔容量有限，因超时而半途作废了。对话中，我印象最深的是陈老师的思路十分清晰，他回答问题喜欢单刀直入，语言表述简洁明快，丝毫不拖泥带水。陈老师的理性思辨力很强，我想如果他要是有机会做学问，肯定也是一个超一流的大学问家。有时候他仿佛陷入了一种在沉思中自述的境界，在叙述中分析，在分析中叙述，这让我一下子就把《白鹿原》的“隐含作者”与眼前的这位文坛长者紧紧地合并在了一起。记忆中，我提到有人视他为“文化保守主义者”时，他的申辩理性而又有张力，他说如果儒家文化真的是“豆腐渣工程”，那么我们的民族早就已经灭亡了，不可能薪火相传、绵延至今；提到父亲对他的影响的时候，陈老师的声音有些哽咽而低沉；提到他也写过爱情小说的时候，陈老师发出了爽朗而豁达的笑声；提到他早年的文学小伙伴们的不幸遭遇时，陈老师从胸腔深处释放出深沉的叹息；而提到一个作家应有的良知和胸襟时，陈老师的声音不禁又高昂起来，言词中充满了对文坛小丑的鄙夷和不屑。于今回想起来，那一晚的陈忠实就如同一尊会说话的雕塑，神情凛然而神采飞扬，让我一介江南小生领略到了西部文学大师的力量。

　　再次见到陈老师已是三年后的事。那是2006年的夏天，我去浙江杭州参加一个当代文学研讨会，会议期间突然接到《小说评论》的新任主编李国平老师从西安打来的电话，说是陈老师已到武汉，想约我见一面。我当即决定提前赶回武汉，想到又要和陈老师见面做长谈了，内心十分的期待。记得他那一次武汉之行是入住在汉口的百步亭集团大酒店，而我住在武昌这边，约好的晚上见面，我打的士来了一番长途奔袭，穿越了大半个武汉去看望他老人家，心底充满了莫名的激动。进房间后，手拿雪茄烟的陈老师很兴奋，像老朋友一样和我寒暄，招呼我落座，给我沏茶，说我肯定不敢尝雪茄，他这辈子就爱抽雪茄，放不下了。抽雪茄的陈老师是他给很多人留下的经典印象。但那时候的他肯定没有预料到，日后也许正是雪茄扮演着他生命的巨人杀手，他的舌癌病灶也许早就悄然埋植下了。那天晚上，陈老师又一次和我聊到了很晚才散，但他一开始就笑着声明说这次不要录音，不做那种正儿八经的访谈录，就是两个人好好地说会儿话，无拘无束，信马由缰最好。和三年前的那次在陕西省作协主席办公室里访谈相比，这一次陈老师没有正襟危坐地成为一尊会说话的雕像，他脱掉了西服和长裤，只穿着羊毛衫和秋裤斜靠在沙发上，说话的间隙中不停地抽雪茄，口中吁出一股又一股的缭绕烟雾，一副很潇洒、很滋润、很受活的样子。因为没有录音，所以那次长谈的内容我已无法记清了，即使勉强可以追忆出一些话题来，大约也是不可信、不可靠的叙述，毕竟已经是整整十年前的事了。但那次见面，依旧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告别时，陈老师突然站起身去行李箱里翻找出一个信封来，塞到我的手中说，这是2000元钱，是我给你的稿费，你拿着去买一件像样的西服穿穿吧！我当时惊异地合不拢嘴，赶紧声明说不要，因为我做的陈忠实访谈录已经节录刊发在《小说评论》上了，杂志社已经给我汇寄了稿费。但陈老师却执意要我收下，他说你们年轻人不容易，他已经把长篇对话录全部收到他的文集第七卷中了，这点稿费是我应该得到的，不必推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