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在全国政协医疗卫生界小组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北大医院院长刘玉村分析了热门的“号贩子”问题，指出“号贩子”问题根本在于医疗资源供需失衡，建议提高挂号费诊疗费用，降低药费检查费，并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3月6日国际在线）

　　在看病难看病贵的现实情况下，刘玉村委员却要提高挂号费诊疗费用，惹得不少网友愤慨不已。然而，将刘玉村委员的发言完整、冷静地看下来，平心而论，确有几分道理。　　

　　前不久轰动一时的“女孩痛斥号贩子”的视频将号贩子的问题摆在舆论面前，看病难又一次刺痛公众神经。很少人注意到女孩要挂的号是专家号，并非普通号。一边是高度计划的专家——就几天挂几个号，另一边是庞大而自由的病人群体，这种计划和自由之间的严重不匹配，实则是优质医疗资源短缺和供需的不匹配。号贩子抓住“商机”应运而生，满足了这种畸形需求。事实上，不仅是基层医院门可罗雀，即便是著名的北大医院、协和医院，也有很多医生坐一上午没几个病人，仅仅是因这些医生不是专家，知名度不够。提高挂号费诊疗费用，可以有效分流患者，按照病情逐级就诊，符合病人就医、大夫看病的治疗规律。　　

　　提高挂号费诊疗费用，也是发达国家的经验。我国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都有提到“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什么是符合医疗行业特点，就是以较高的价格肯定医生的职业价值。挂号费高了，小病挂专家号的就少了，号贩子的风险成本大大增加，不仅优化了医疗资源配置，也比较符合分级诊疗的初衷和意义。反之，儿科等医生稀缺就是价格和价值失调而出现的一种必然结果。　　

　　面对着这一敏感问题，不少人的第一反应便是责问：提高挂号费就能解决“号贩子”问题？需要看到，刘玉村委员也指出了“号贩子”问题原因根本在于医疗资源供需失衡，并提出了药品和服务价格“三升三降”的建议，比如北京针对挂号难，推出了15个专家团队挂号的专家团队政策。在全面推行分级诊疗、计划诊疗的基础上，降低药费检查费，并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严厉打击不法分子，完善监督制度，假如这些建议得到论证并落实，“提高挂号费诊疗费用”就不会遭致这么大的非议而不被接受。　　

　　当然，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绝不仅仅是单纯“涨价”那么简单。如果提高了挂号费诊疗费用，药费、导管支架这些器材费依然降不下来怎么办？号贩子将涨价的负担转嫁给患者，依然猖獗怎么办？大幅上涨的挂号费诊疗费会成为一道高门槛，挡住一部分人的脚步，但会增加有真正需求的患者负担，挤压贫困群体就医的公平就医权，这是我们在提出或决定提高挂号费诊疗费用之前，都应该想到的问题。

　　且慢斥责“提高挂号费”。剖析医疗资源的供需矛盾，号贩子问题的原因是发生在需求侧的问题。只有大力加强供给侧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既不能漠视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社会痛点，也不能无视医生群体的专业声音和职业诉求，搭建公平公开的意见平台，社会舆论保持足够的理性和公正，寻求最大“公约数”才是解决难题的关键。毕竟，供给侧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解决医疗资源供需失衡问题也不是一个医院一群医生所能解决的问题，而需要制度设计，多方联动，“望闻问切”，对症下药。切忌立场先行，一律棒喝之。（斯涵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