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凤合是第一代进城务工的农民工，1955年出生于东北贫困地区。王凤合儿子两次婚姻的聘礼以及三次开餐馆失败的经历都花了家里不少钱，他现在也在建筑工地上班。王凤合的女儿在一家饭店工作。这兄妹俩的收入都用来抚养他们自己的孩子。王凤合说，能干到70岁我也得干，我不干活没人养我。（5月14日　参考消息）

　　现代化进程的滚滚车轮，在带给我们巨大福利的同时，它卷起的灰尘也遮掩了一些弱势者的身影，它隆隆的声响也覆盖了一些弱势者的叹息。“干不动了谁来养老”的艰辛与悲情，折射出一个群体或者一个阶层脆弱的生存生态。第一代农民工渐渐老去，却难以回到农村安享晚年；“干不动了才离开”，成为高龄农民工基于生活本身的一种生存理性。

　　第一代农民工为工业化、城镇化贡献了青春与汗水，却未必有“老有所依”“老有所养”的保障；年近退休甚至已经超过退休年龄的他们，还常常想方设法多挣一些钱。作为农民工养老困局的一个缩影，王凤合既难以享受社会保障的制度体恤，也难以得到来自儿女的经济支持；趁现在还能干活就多挣一些钱，成为高龄农民工一种普遍的心态。

　　能干一天是一天，能多挣一点是一点，“干不动了谁来养老”在许多时候只能依靠高龄农民工的“自我救赎”。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上世纪80、90年代第一代农民工进城务工；许多农民工和用工单位只有简单的雇佣关系，缺乏法律纽带的维系。即使2008年之后劳动合同法实施以后，也有一些农民工游离在社会保障网络之外。

　　在强弱对比失衡的格局下，相对弱势的农民工通常缺乏“议价”能力；用工单位基于成本的考量不愿意给农民工缴纳各类保险，农民工往往缺乏利益博弈的筹码。作为“漂泊的候鸟”，许多农民工也会跳槽，到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工厂和工地去打工，即使办理了社保，也会面临着异地转移、接续的难题。缴纳各种保险会导致农民工到手的收入减少，对社保缺乏价值认同的他们，让原本多缴多得的制度设计异化为“能不缴就不缴，能少缴就少缴”。

　　“干不动了谁来养老”不仅反映了劳资的矛盾，也折射出城乡差距。“长安米贵，居大不易”，高昂的城市融入成本，让不少农民工望而却步；农民工难以像市民那样享受均等的公共服务，让他们缺乏归属感与身份认同；对土地和农村充满感情的第一代农民工，“养儿防老”成为一种无奈的选择。可是，子女一旦自顾不暇，这些农民工就不得不通过自力更生来实现“积谷防饥”。

　　看到第一代农民工的背影，听到他们的叹息，想方设法让回到农村的他们，养老生活更有保障、更有品质，需要更多的制度护佑与人文关怀。（杨朝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