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北京发布的《2016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显示：高等职业教育成为农村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重要途径，高职院校农家子弟的比重逐年上升，目前已达到53％。高职毕业生月均收入连续五年增长，毕业3年后月收入5020元。（7月18日《人民日报》）

　　高等教育作为社会流动的重要渠道，为农家子弟提供了阶层跨越和人生突破的通道。农家子弟要想融入城市，实现从农村人到城里人的角色转变，接受高等教育是最直接、最有效的路径。“过半高职生为农家子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农家子弟拥有“跳出农门”的机会，能够过上比祖辈、父辈更加体面、更有尊严的生活。

　　高职院校农家子弟的逐渐攀升，既得益于国家大力发展高职教育的公共政策，也和农村家庭教育观念的转变密不可分。伴随着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型，普通高校毕业生不仅面临着就业困境，薪酬待遇也不尽如人意；与之相对比的是高职毕业生不仅好就业，而且收入并不低。在理性选择深入人心的当下，高职教育的社会认同不断提升；从这个角度上说，“过半高职生为农家子弟”是价值排序更新的产物。

　　高职毕业生薪酬待遇较好，说到底也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一种体现。高职毕业生大都为实用型、技能型人才，劳动的价值可以迅速转换；而普通高校培养的毕业生，有一些并不具备扎实的学识和较强的创新能力，所从事的工作具有很强的可替代性。与其读一个二三流本科高校，还不如读一个高职院校，成为不少农村家庭的“生存理性”。

　　“过半高职生为农家子弟”既有主观上的主动选择的因素，也和坚硬现实的挤压密不可分。在城乡教育资源失衡的格局下，“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找的工作越差”的“下沉旋螺”一旦成为一种常态，就会加剧阶层之间的鸿沟。“寒门难出贵子”尽管存在有失偏颇的地方，但农家子弟进入“985”、“211”高校变得越来越困难却成为一种不争的事实。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关系型社会，以家庭为核心的熟人网络深刻地影响大学生的就业质量。农家子弟所依靠的熟人网络在社会资源配置格局中处于弱势地位，通过强关系帮助他们就业的能力十分薄弱；缺乏社会资本、“无爹可拼”的农家子弟只能更多地依靠自身的人力资本，能够学会一技之长的高职教育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次优选择”。

　　“过半高职生为农家子弟”既让人喜悦，也让人担忧。拨亮高等教育这盏希望之等，激发社会活力，需要在提升教育公平上多一些改革和创新。让农家子弟拥有更多改变命运的机会，整个社会才会更有生机和活力。（杨朝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