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景汉朝6日在北京表示，7月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所有公开开庭的庭审活动原则上均通过互联网直播。（2016／7／7 新华网）

　　从7月1日起，公开开庭的庭审原则上，将会通过互联网进行直播。这种利用网络直播的“可视正义”可以说是一种飞跃性进步。相对于曾经的传统旁听的“现场正义”、报纸广播的“转述正义”来说，直播公开开庭的庭审现场，无疑能够让受众更加宽广，传播出的法制意识更加浓厚。

　　其实，直播公开开庭的庭审早已经有了先例。曾经通过网络直播的快播案件，可以说是直播庭审中，影响力最大的庭审案件。虽然这次庭审的效果并没有达到检方的预期，还多次出现了“做技术不可耻”的辩解。但是，这次的庭审效果显然是相当巨大的。除了给观看直播的人感受到了庭审现场的直接感受之外，还感受到了法律的威严。同时，也吸引了更多人带来对于这场庭审的一些附加影响。例如，让法律顺应时代潮流而更新，让“做技术不可耻”不会成为一种法律条文下的空白选项。

　　直播庭审最大的意义是成为一种制度，让庭审的现场能够通过直播成为一种普法常态，让更多的人能够接受一种法律精神的灌输。我们经常说的普法，不仅仅是平日里关于法律精神的宣传，更是一种能够直接对于法律精神的面对面。

　　直播庭审的最大意义是一种制度的保障，让每一次公开庭审的现场有更多的人参与，也让每次的庭审能够成为更多人讨论的话题。简单点来说，每一次普法不仅仅是通过直播来宣传，更是成为一种常态的意识。当每个人对于这种直播庭审成为一种习惯，当每个人会下意识的去关注一场庭审现场带来的法律观点的碰撞。那么，更多的人都会增加对于法律意识的理解，更多的人能够明白什么叫法制社会，什么叫全民普法。

　　不得不承认的一个问题是，当直播庭审成为一个新常态的时候，每次庭审现场必定会产生更多的争议，这种争议不仅仅是关于法律方面的理解，更是关于法律存在不足的谏言。直播庭审现场，不仅仅有利于普法，还有利于法律的与时俱进，这可以说是直播庭审的最大益处。（刘颂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