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6日下午，青年歌手姚贝娜因乳腺癌复发，病逝于北京大学深圳医院。17日，网上曝出深圳晚报记者扮医务人员进太平间拍姚贝娜遗体引发争议，深圳晚报微博刚刚发布一条消息：在众声喧哗之中，请让我们安静地为姚贝娜志哀。别无再多回应。（1月17日人民网） 

　　对于歌手姚贝娜的逝世，公众更多的是对其不幸经历的同情和因病离世的惋惜，但是16日一篇《记者们在病房外，焦急地等待着她的死亡》的文章，批判深圳晚报的记者假扮医生助手进入太平间偷拍姚的遗体，而姚的经纪人也在微博上怒斥媒体，引发争议。随着争议而来的是铺天盖地的讨伐，一件原本看来充满悲伤的事故怎么就变成了各方的道德论战？是消费还是被消费？ 

　　“消费”这个词本身就已经被严重消费了，无论是之前的庞麦郎还是如今的姚贝娜，都没能逃脱“被消费”的标签，而在眼下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骂记者、骂媒体成了最不费力的刷逼格的手段，也极为容易引起集体的共鸣，在这个集体谴责消费、批判无良媒体的过程中，自身获得了精神上的绝对满足。在姚的遗体被偷拍一事一经证实，社会舆论几乎一边倒地谴责记者，媒体和媒体人成了众矢之的和千夫所指的对象，新闻道德缺失、泛娱乐化、过度消费成为舆论批判的理由和重要砝码，以至于这些砝码是否具有现实效力和既成事实还要打个问号。 

　　关于新闻道德的讨论，从现实情况来看，姚贝娜在去世之前就已经身患癌症，关于病情的恶化以及住院是前期已存在事实的基础上的后期发展，包括后期的病重和离世都是其个人病体恶化的结果，期间并没有记者与媒体的强制性干预和幕后的营销以及策划，对于记者和媒体来说，这只是一件较为特殊的新闻事件。而之所以是新闻，这都源于姚贝娜特殊的社会身份——歌手，这是媒体和社会关注的基本出发点，这些因素都促成了本来一件普通的个人病逝变成了公众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记者遵循职业责任本着真实、客观、新鲜的原则进行新闻报道并没有失实、失真，姚的离世也只是一个后续发展的新闻形式，等待的是消息，并不是所谓的像秃鹫“等待死亡”一样的冷血和残酷。 

　　姚作为一名公众人物，娱乐从来没有止境，而姚的离世之所以会在一夜之间引起如此之大的影响（包括缅怀和社会舆论的审判），来源于其歌手的身份、励志的经历、病痛的折磨、姣好的面容和特殊的背景，癌症不是娱乐，死亡更不是。面对这些涉及个人生命安全的公共事件就不再是单纯的娱乐播报，姚也不是民众娱乐消费的对象，何来泛娱乐化？关于消费，我们对于姚的哀悼都来自于记者的新闻信息，我们消费着这些信息用于自身的消遣和谈资，反过来却对这些冒着被谩骂和殴打风险的记者和媒体人恶言相向，这种心态又是什么呢？ 

　　那篇记者焦急地等待死亡的文章内容中也是充满了道德词汇和主观性的揣测性词语，不仅在逻辑上说不通，在新闻从业领域更是陷入了“合理想象”的泥潭，如若真是偷拍，固然有失偏颇，但这只是行为上的失措或者说沟通上的不对等，没有经过家属或是经纪公司的同意，只能说行为失当，不能将之拔高到舆论审判。在公众不知情的情况下，一个新闻系的学生凭借自己的主观判断写出了这篇文章，而公众面对这样义愤填膺的文字，也没有遏制住自己的情感，在舆论的大潮中不可自拔地陷入群情激奋的漩涡，群众心理是不是也是被消费了呢？ 

　　对于这些舆论的谴责，深圳晚报的当事记者也对此进行了回应，无论是记者、媒体还是公众和文章的作者，都成了这个舆论漩涡的一份子，我们“消费”着这些本不应该成为信息的信息，而这些讨论界限和话题也超越了姚的离世，如果说真的有“消费”的话，在这一过程中，是谁消费了谁？被消费的可不止姚一个，还有我们这些不知所以的甚至被利用的局外之人？（程世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