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座谈会。李克强指出，我国经济已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必须更加注重依靠转型升级。在这种情况下，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当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内，要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调结构为着力点，释放改革红利，更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和自我调节的作用，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和后劲。　

　　在我的印象中，李克强总理已经不是第一次阐释要制度性释放“改革红利”了。而且对这样的“释放”给出了明确的、清晰的路径标示－－那就是通过依靠创新体制来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用改革的最大红利让广大人民受益。30多年改革开放，带给世人不少惊喜。不过惊喜之余，人们更为关心的是，这些“红利”能公平、公正、透明地垂降到自己的身上。

　　何谓“改革红利”？按经济学术语，“改革红利”亦即指“制度变迁红利”。过去，我们看重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反而却忽视了“制度变迁红利”。但实际上，改革开放30多年来，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制度变迁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其贡献率大约为45%－48%。

　　概而言之，释放“改革红利”的贡献主要有四个方面：首先，与生产组织形式和生产要素相关的制度变革优化了资源配置、提高了生产效率；其次，不同经济领域和不同部门所开展的改革，起到了完善市场规则、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再次，融入区域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过程，使我国充分享受到了“经济全球化”和“贸易一体化”所带来的财富；另外，非经济领域以及非正式的制度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人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从而使“市场”、“效率”的观念深入人心。

　　有如此重大的贡献作用，我们便没有理由忽略这一确保稳增长的高招，而且还应时时用起。说起释放“改革红利”，我不得不提及近年来公民消费热情不高，喜欢把钱存银行的这个老话题。日前，有报道称，我国人民币存款突破百万亿，中国人均存款77623元。不过专家随后指出，没有这么高，截至今年5月底，中国人均存款为32719元。

　　其实，不管是人均银行存款77623元，还是32719元，都足够说明中国人是全球最爱存钱的了。时任证监会主席的郭树清在去年6月曾公开指出，“以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分析，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47万亿元，最终消费为22.5万亿元，进口为1.2万亿美元，照此计算，中国的储蓄率高达52%。”而《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也显示：我国储蓄率从2000年的37.6%提高到2011年的51.8%，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更高于发达国家。

　　国人爱存钱，是不是大家已忘记中国的银行是全球最赚钱的主儿了呢，存贷息差太大，理财服务不周，各种收费名目繁多，这些被公众质疑颇久的词儿，这些年在我国几大商业银行的服务语境一直存在。其实百姓是知道的，他们爱存钱，不是勤俭而是无奈。除了事业单位存款和财政性存款外，大多数个人存款，并非百姓手中的钱有多么殷实，而更多的是，他们一分一角地积攒来“贡献”给银行，不是为了首付，就是为了供孩子读书；不是用于养老，就是攒笔钱来应对“看病贵”。

　　不妨设想，如果我们有效而及时地释放“改革红利”，解决了百姓的后顾之忧，就有可能解决中国现在经济结构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缺陷－－储蓄太高的问题以及内需拉动长期不足的问题。当前，由基础性物价连年上涨带动的物价涨幅过快，特别是房价虚高、个人担负教育成本过高、新医改并未从根本上扭转“看病贵”局面的现实语境下，要让国人的钱从银行走向商场，仍是一厢情愿。

　　要释放“改革红利”，需要首先构建和完善全民共享的发展型社会福利体系。因为，只有社会保障福利体系与社会发展良性同步，才能有效促进内需增长。我国内需不足，是因为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靠外需拉动。为应对这种情况，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一方面这些政策为推出许多福利措施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这些政策的积极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福利体系的完善。从这方面大胆掘进，才能让国人不再没有安全感地“存钱防身”。

　　有人或许会说，我们的是否有这个释放“改革红利”的能力？我认为，我们不妨分阶段构建这一体系。比如先动起来，实施托底工程，为的是减缩地区与城乡差距。对超过3000万农民工群体实施社会福利保障建设。给这部分人建立与完善养老保险制度。按照“低费率、广覆盖、可转移”的原则稳妥推进。完善他们的住房保障机制、完善他们的就业保障体系、完善他们的医保体系。这些农民工的福利全覆盖，就会带活一个家庭的经济状况。 （周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