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维江　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国际关系中非常重要的一对关系，中美关系的好坏将影响到亚太乃至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中美两国合作好了，可以成为世界稳定的压舱石、世界和平的助推器。中美冲突和对抗，对两国和世界肯定是灾难”。2015年9月他在访问美国西雅图时明确强调“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虽然他加上了“之一”二字，但从2012年以来他的公开讲话来看，只在四个地方提及了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其中两次是针对印度和南非，它们都是金砖成员，并且习近平主席的表述是中国与它们互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并非从世界范围来评价。世界性的“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讲到两组，除了中美关系这组之外，就是中俄关系。“中俄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组双边关系”。强调中俄关系，其实也是对中美俄大战略三角关系的一种强调。所以说，中美关系在中国领导人心中也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为了处理好新形势下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中美元首第一场会晤后，双方表示共同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但从美国后续的表现看，其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态度比较谨慎或保守。一种说法是美方担心在新型大国关系上陷入中方的“概念陷阱”。2009年奥巴马访华时中美两国发表了包含“相互尊重对方核心利益”表述的联合声明，随后时任国务委员戴秉国发表了一篇界定中国核心利益的文章，并据此要求美方停止对台军售、停止会见达赖，而这些在美国看来是不能接受并且不在中国核心利益之内的。美方由此认识到把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写入联合声明是一个错误，并对后来中方首先提出的包含“相互尊重”等内容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持审慎乃至警惕的态度。最能直观展示中美关于这个概念存在“温差”的，莫过于2015年9月习近平访问美国之后，中方将中美对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再确认列为49项成果的第1项，而美国公布的成果清单对此只字不提。

　　可以用权力框架来理解真实的中美关系。国家间权力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来自公共产品投入产生的权力。例如为别国主持公道、提供第三方裁决、开展国际援助等公益产品，或者武力威胁等公害产品，都可以通过利诱或威胁而产生权力。这些权力都属于硬权力。另一类是其他国家对强国作出关系专用性投资而产生的权力，例如大量持有该国货币计价资产、广泛学习和使用该国语言等等。这种由其他国家主动投入关系专用性投资而产生的权力，属于软权力。

　　硬权力治下的和平可分为两个类型，分别是主要藉由提供公益产品而实现的硬权力治下的和平，以及主要藉由提供公害产品而实现的硬权力治下的和平。实际上，一些重要的公共产品往往是公益属性与公害属性并存的，而硬权力治下的和平中也往往同时掺杂供应着公益和公害两类产品，单纯的公害或公益产品维持下的和平反倒是少见的特例。硬权力治下的和平也是一种较高成本的和平，中央王朝或大国必须不断提供公益或公害产品，一旦这些产品不能满足小国的需求或不足以震慑小国，就可能面临小国的脱离、背叛甚至倒戈。比较而言，软权力治下的和平是一种成本相对较低的和平，由于小国通过充足的关系专用性投资确保了对大国的信任或忠诚，即便大国也要提供一部分公共产品，但不必担心规模上的一时波动会影响权力关系。需要进行大量非生产性投入才能维系的和平是一种积极（投入下的）和平，不需要进行这些投入就可以实现的和平是一种消极和平。消极和平之下，更多的资源可以用到生产性用途之上，因而也是更具生产性的和平。这样的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需要呈现出软硬权力合理搭配的特征。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20多年的时间里，中美大致维持了美国提供公共产品、中国对美开展关系专用性投资的双向保证结构，两国关系相对稳定。从2006年前后起，美国对中国提供的公共产品开始较大范围和程度地减少。2009年以来，中国持有的美元计价外汇储备资产（对美国具有强关系专用性的投资）规模明显缩小，一些人士也开始检讨是否有必要继续在英语上向美国支付巨额的语言铸币税。显然中国不愿承担两国关系劣化带来的风险，希望通过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形式增信释疑，这为双方增加针对彼此的关系专用性投资提供了契机。但是，从经济对话成果衡量的实际投入情况看，自2011年以来，美国对中国的有效投入在绝对量上停滞不前，在相对量上显著下降。中国的投入并未得到积极的回应，没有形成双方在量和质上不断强化关系专用性投资的正反馈，这让中国未来的投入也不具备可持续性。

　　用这个权力分析框架来看待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可以看到，关键不在于中国增加对国际社会公共产品的投入，而在于美国应当增加对中国的关系专用性投资，使双方对彼此的关系专用性投资更加均衡，在此基础上，双方共同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2013年中国推出“一带一路”倡议。经过三年的实施，这项倡议已经发展成为连接中国、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美国重要盟友的重要国际合作项目或机制。作为一项开放的倡议，“一带一路”的迅速推进，实际上也营造了一种具备紧迫性的压力，敦促美国尽快做出提升对华关系专用性投资的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带一路”并非旨在打造所谓平行国际秩序的计划。但从客观后果看，“一带一路”具备“两手对两手”的含义与可能性，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权力结构正在形成之中。这个权力结构是与现有美国为中心的权力结构相互嵌入、融合，还是相互排斥、对抗，取决于中美未来的互动，特别是美国能否做出增加对华关系专用性投资的重大战略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