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如何考察干部道德表现的思考

　　关于如何考察干部道德素质的问题，很多文章都有讨论，比如要重视对干部“做事”和“为人”两个方面的考察；要把干部的工作表现和生活表现结合起来对干部道德品性进行评价。这样的考察评价方式对巩固干部高尚道德素质或多或少的起到了一些作用，但考察结果失准却时有发生。这归咎于人的这种个体复杂性特征，他可以伪装内心，可以言行不一。理性的量化考核对于感性的人来说显得力不从心。

　　我认为道德素质这种固化于个人本性的品质，它的高低水平更多的依赖于个人启蒙时期受到教育以及涉世之初的耳濡目染的熏陶。大家都有一个共识：人生下来犹如一张白纸，他后天的行为、思想和道德品性取决于一开始接触到的启蒙和教育。不排除有一些人在遭遇过后天的重大变故之后，固化于心的东西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但是，就这种重大事故发生的概率对于多数人来说是微乎其微的。

　　鉴于以上分析，我认为对于领导干部道德表现的考察依据要追溯到更久以前，要对领导干部的素质秉性大概定型之前的阶段进行考察。

　　这种干部考察方式咋一看上去是行不通的。可能有人认为一方面是由于考察个体的不可先知性。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事先知道谁会是后来的领导干部，不会刻意的去留意他在成长过程当中的道德素质变化，所以考察依据很难收集。另一方面是由于对考察依据的难识别性。就是说，我们即便能找到这个人从出生到被选拔为干部之前的所有资料，也不能准确全面的从中挑选出最有效的材料来评价其道德素质表现。

　　这种认为“行不通”的想法，也恰恰反映了一个现实，就是我们目前干部道德考察方式似乎有些本末倒置。它仅注重在人的本性定格之后对其错误进行修正，却忽略了在人性形成过程中对人的的塑造。所以说，与其埋怨现在干部道德考察方式多么无效，与其煞费苦心的去研究各种考核方式以维持领导干部道德素质的高尚纯洁，不如从娃娃开始，抓好对领导干部的德育工作。通过普及国民道德素质教育，并对个人教育成长过程制定全面的权衡指标，并对其跟踪记录建档，作为后来干部考察选拔的依据。用这样的方式来选拔考察干部，看似时间精力成本很高，但其对于国民道德素质普遍提高的长期贡献以及其考察方式的有效性来说都值得我们这样做，去从根本上改变领导干部的考核方式。（邓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