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凯玲

　　“旅客能够走得了，我们就安心；旅客能够走得好，我们就满意。”1月30日是春运第一天，上海市副市长沈骏在带队视察铁路上海站时表示，相关部门要做到信息及时发布、公开透明；公务员带头不买特殊票，办一场廉洁春运。（1月31日《东方早报》）

　　上海市副市长要求相关部门做到信息及时发布、公开透明；公务员带头不买特殊票，办一场廉洁春运。体现了对春运问题的重视与平息民怨的姿态，值得肯定与期待。特别是公务员不买特殊票，更是戳到了乘客购票不公平的痛处。

　　去年春运期间，中央电视台一项调查显示：在“你认为怎样的购票方式最有可能买到车票”一栏中，走后门、托关系的占到了47.3％。该调查结果引起了热评，不少网友痛批关系票。笔者想起一则旧闻，08年春运期间，广州市市长张广宁到火车站检查春运工作，有一对襄樊的夫妻认出了张广宁，妻子现场就因为买不到票求张广宁帮忙。张市长指示：“一定要帮他们解决！”当然，火车票再紧张，市长买两张票还是不成问题的。公众对铁道部门预留少量机动车票，见怪不怪。但关系票接近半数，就不能不让人惊讶了。对于排长队购票未果的旅客发出“火车票到哪去了”的追问，铁道部门习惯以运力不足搪塞。看了“关系胜过钞票”的调查，铁道部门再如何回答旅客的追问？铁路部门在运力不足的情况下，如此囤积居奇，不能不让人浮想联翩。　

　　关系、后门真是个好东西，计划经济时代，关系、后门意味着紧俏商品。教育资源不均衡的大背景下，关系、后门意味着好学校。“一票难求”的春运关头，关系、后门意味着火车票。铁路部门预留“关系票”的危害显而易见：火车票属于一种公共服务产品，旅客理应享有公平获得公共服务的权利。而“关系票”是以损害大多数旅客的公平乘车权利和铁道公信力为前提的。这对辛辛苦苦排队买不到票的的旅客是一种伤害。谁有权力囤积居奇，卖关系票？公务员群体有关系，有门路，可以买票，没门路的人只能在寒风中排长队，在“一票难求“的春运时段，这种待遇怎能不叫人眼红？换个角度看，拿到关系票的旅客虽然幸运，但对他们来说，未必就是好事。因为花钱买票本来就不需要附加“关系条款”，他们可能需要额外为关系票付出人际关系甚至经济代价。　

　　既然“一票难求”被公众广为诟病。铁道部门为何不能拿出诚意，把票拿到窗口公开发售？而要预留那么多关系票？铁道部门或许会感到委屈：我们也不愿意这样啊。各级领导不能得罪，方方面面的关系要照顾，欺骗普通旅客事小，得罪各路神仙可不好办。他们还可能会摆出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但这些理由在亿万公众公平购票权利面前是苍白的。　

　　在我看来，“关系票”泛滥的问题主要出在制度设计上，由于操作程序不透明，问责机制没有真正运转起来，对权力的制约监督形同虚设，本应该公开透明的售票机制成了雾里看花。游戏规则被权力与关系践踏。最重要的是，除了饱受春运之苦的老百姓有牢骚以外，有关方面并不认为这样显失公平的游戏规则不正常。对于“关系票超过正常票”的怪象没有问责机制，听之任之不难理解。　

　　铁道部发言人曾表示，为了全力迎战春运高峰，异地调警打击票贩。但关系票接近一半，何尝不是一条春运大“黄牛”？不可否认，春运客流集中、铁道部门运力有限、火车票紧俏是关系票泛滥的重要原因。在现有经济发展水平与交通体制、交通环境的制约下，有限的交通运力不会马上大幅提高，铁路扛春运大头不会短期改变、“一票难求”的春运现象不可能立即消失。　

　　在“垄断潜规则”根深蒂固，关系网一时半会难以打破的情况下，我们不奢望所有的火车票都拿到窗口去卖。但至少不应该让“关系票盖过正常票”吧。上海市副市长要求公务员带头不买特殊票，公务员无疑应该响应号召，主动权力避嫌。更为重要的是，有关部门要健全监督问责机制，并发动广大公众参与监督。如果购买特殊票的公务员与铁路职工受到问责，关系票超过正规票的怪现象或许会逐步改变。当然，如果副市长对特殊票只是说说而已，另当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