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安林
早在1918年，胡适在《每周评论》里就发表了一篇著名文章，名曰《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并由于颇为切中时弊而历尽风波，但在今天看来依然有着精辟的独到之处。
胡适说：“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明白某种情形有什么意义，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
考察时弊，并思考用什么救济的方法，这是社会舆论最要紧做的工作。就在几年前，中国还是一个同命不同价的世界。严格的户籍制度，硬生生把公民划分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两类。在教育、医疗、就业等若干方面都存在的差异，造成了不平等的国民待遇和等级身份。以至于在人身赔偿、事故补偿和生活补助核算等多个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额，相同的生命，却有了“25万”、“50万”等等截然不同的价码。而通过近几年的不断呼吁，目前这一明显的歧视现象也在逐步减少，人的生命价值得到了逐渐平等和认可。
近期，政府提出了不少的承诺和期望，从“同工同酬”、“同命同价”到“同票同权”，为我们规划了一个逐步健全和完善的社会制度。而其中“同工同酬”因为其广泛的社会普遍性和复杂性，引发了公众的关注，同时也带来了很多质疑——目的有了，该如何去确保实现？
一个理想的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社会里，劳动力价值的体现是公开公正的。政府通过劳动法保障劳动者和雇佣者的平等权利，保障这一人才市场的流畅有序和机会均等，避免政府机构和公务员的超国民地位，监督和查处企业违法劳动事故的发生。
“同工同酬”理应是市场竞争充分自由化的最佳结果，且这种结果是建立于劳动者权益普遍尊重、劳动关系体系健全、企业个人双向自主选择等诸多坚实的社会基础之上的。如果政府不能采取真正的平等、开放的劳动制度，而再意图再通过一系列复杂而僵化的体制去追求完全意义上的同工同酬，势必又会引起新的问题，造成能上不能下和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弊端。
而目前，使得人们对“同工同酬”不抱信心不寄希望的，恰恰就是怀疑政府能够抛弃自身超国民待遇的决心。目前同工不同酬的改革难区，大多集中于政府机构、事业单位、重要行业和大中型国企等，如果这些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和重要行业，真正放弃享受另类待遇的老一套劳动制度，真正取消“编制内”和“编制外”、“正式工”和“临时工”的等级差距，那么，社会上的一切存疑、质问，也就会少的多了。
我们现在紧迫要做的便是，监督政府。记得他的承诺，审核他的制度，考察他的行为，评估他的结果。有承诺而无行动，我们要提醒；有执行却不彻底，我们要跟进；有制度但存偏颇，我们要改进；有不足且带过错，我们要批评。
那些所谓“铁饭碗”的编制，能不能打的破？能！那些所谓的固定工能不能和临时工一样干活一样拿钱？能！既然5000个人可以去争夺一个公务员的职位，那么为何不能用5000双眼睛去监督这个的公正和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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