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晓哲

　　记者昨日获悉，首都拟立法禁止和预防性骚扰行为，并特别强调了妇女意志。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办副主任邹维萍说，加上两个实质条款的约束，范畴就更明确了，妇女不欢迎的才是性骚扰。（9月24日新华网）

　　2005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相关条文明确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该法并没有设定具体化的可操作标准，探索和实践这一“禁令”的任务基本上交给了各地自行立法解决。北京市新有有关预防性骚扰的地方性立法规定，与其它地方相比，不但给出了关于性骚扰的实质性定义，还强调了“违背妇女意志”为构成要件，这无疑是立法实践过程中的巨大进步。然而，上述规定如果实行的话，其效果如何让人置疑，其同样存在妇女维权不能的巨大风险。

　　理论上说，维权程序越便捷越好，但上述规定却无形中增加了妇女的维权难度。原本性骚扰举报或告诉的难点在于取证难，其证据提供义务在告诉方，如果再设置一个以违背妇女意志为前提的立案标准，只会加重女方的举证责任，无形中会增加维权难度。

　　如果设定以违背女方意志为标准，必然无形中制约有关单位、部门主动为下属维权的积极性。一名妇女明明经常遭到单位同事的“性骚扰”，而且苦不堪言，但因为加了违背妇女意志的前提条件。单位领导在无法准确地判断女方对性骚扰“接受与否”的前提下，是无法帮助女性维权的。因此，这种前提规定反而会束缚住有关单位，自觉主动给妇女创造避免性骚扰的主动性、积极性。

　　更可能的结果是，由于种种原因，比如面子问题、害怕报复等等，明明性骚扰行为已经违背了妇女意志，但女方又不敢或不能举报，最终只会令违法分子逍遥于法律严惩之外。

　　大量的实践案例表明，性骚扰的发生往往建立在权力地位不平等的基础之上。在地位悬殊甚至能够影响女方前途命运的情况下，虽然已经达到性骚扰的法定标准，但恰恰可能因为过度强调“是否违背女方意志”，而让女性权益无法维护或不敢维护。去年7月有媒体报道，河北保定某公司女职工郑某，初到单位上班时很受男主管胡某“关照”，胡某多次以淫言秽语骚扰，并到处散播流言。尚未成家的郑某难以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而投河自尽，虽被人及时施救却从此精神抑郁，一病不起。该案如果放在时下的法律规定下，这位女工即便曾投河自尽、受尽精神折磨，只要她不自称违背了意志，是否有关部门也不能介入呢？

　　因此，笔者建议在妇女维护不能或不敢维权的情况下，不妨立法规定司法机关以外第三方（妇联、单位或其亲属）有依法主动介入或代替妇女本人告诉维权的权力，而不是把维护社会正义的责任完全交给弱势群体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