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日早上7时许，贵州毕节青场镇青坝村两名留守儿童丧生火灾，一名男孩3岁，另一名男孩仅56天。两名男孩的父亲是该村的吴远、吴琪兄弟俩。吴远、吴琪的妹夫曾贵江告诉记者，两名男童是在家中因触电后烧死的，“可能是电线老化了，3岁的哥哥先触电，然后就被引燃了，最后兄弟俩都烧死在床上，弟弟刚刚出生56天”。（5月10日红星新闻）

　　两个尚未懂事的幼童，以惨绝人寰的姿势，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的死亡，大概也只因为身上烙印着“留守儿童”四字。

　　没人愿意苛责隔代老人的看护之责，也没人愿意追问不在孩子身边的父母，更没人希望对那个熟悉的地方污名化视之，但，隔三差五的留守儿童悲剧，既然多发生在毕节，而竟然就在不久前，当地还声称“高度重视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采取扎实有效措施织牢关爱保护网，全市186432名农村留守儿童已实现监护全覆盖”——那么，自然有必要问一声：这场揪心的悲剧，是概率中事还是疏漏之鱼？

　　二元结构下的城乡，家庭监护显然不如生存倒逼更凛冽。倒是公共责任，叫人实在意难平。2012年11月16日清晨，一名拾垃圾的老太太发现，5名儿童在毕节市七星关区一处拆迁工地旁边的垃圾箱内死亡；2015年6月9日晚11点半，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4名留守儿童在家中疑似农药中毒，经抢救无效死亡……这些事件，耳熟能详。坦白说地方部门也是压力山大，据说还建立了“五查”工作机制：一查有无油柴米粮、二查多少现金存银行、三查生存环境好不好、四查心理素质优和良、五查亲情联络时间有多长。那么，有必要追问的是：类似“电线老化”这样的生存环境，或者留守儿童轻易就能接触电线线路这样的生存现实，入了职能部门监管的法眼了吗？

　　近日，21世纪教育研究院、社科文献出版社等单位联合发布《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16）》。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10月1日，全国流动人口总量已达2.47亿，全国每6个人中就有1个处于“流动”之中，作为流动人口子女的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这两个群体总数约1亿人。这些孩子，心理疏导固然是当务之急，生存权保障更是底线中的底线。乡村凋敝也好，乡愁沉郁也罢，在城市一路马不停蹄飞奔向前的季节，实在没理由任由这种生命的悲剧重演、再重演。眼下的纠结是，如果仅仅靠个案问责，能保障得了数以亿计的孩子的春夏秋冬吗？

　　年幼的留守在家的兄弟俩死在火灾里，他们只是刚刚度过了这个燥热的春天。舆论唯有以刷屏的姿态彰显着社会的良心与温热，但这个难题的解决，靠有限的地方部门的人力物力财力，恐怕永远是个捉襟见肘的困局。让父母归家，让乡土留人，让农村强壮，留守儿童才不至于成为被乡村与城市抛弃的孤儿。（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