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今年两会上提出建议，应该在2020年前取消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代之以全国统一的居住证制度。他认为，此举将是推进城乡一体化、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点。（3月4日《第一财经》）

　　户籍制度改革正在推进过程中，政协委员就建议取消户籍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的居住证制度。这样的观点显得比较前卫。但是我们也看到，充满地域色彩的城乡二元制户籍制度，已成了改革发展与社会公平的绊脚石。尽管户籍改革注定是一场艰难的改革与较量，不会一蹴而就。户籍制度不能说取消就能取消。但是广大民众特别是在户籍制度中处于不利地位的民众对此充满期待，有关户籍改革的探讨与实践一直没有停止过。

　　我认为，虽然目前不宜取消户籍制度，但是户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尽管多数省份建立了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但是仅从字面上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只能在同一地域范围内淡化户口观念，不同地域户口附加值仍有很大不同。因此，户籍改革的关键不是取消户籍制度，将户口簿换成居住证，而是应该着眼于剥离户籍的附加福利内容，从制度层面赋予不同户籍性质，不同地域人员的平等权利待遇。

　　改革开放近40年，虽说户口早已不管公民吃饭穿衣的问题，但是户口的附加功能仍然存在。因为户口不同，公民权利并不平等。这不仅涉及城乡二元化体制，而且大中小城市、小城镇之间，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户口的附加功能差异明显。国务院参事马力曾表示，户籍制度背后附加了大量的福利制度。在全国而言，农村和城市福利待遇人均差别33万。对特大城市来讲，甚至上百万。不同地区户口附加值差异到底有多大？我们不妨撷取几种公共服务来探讨这个问题。

　　其一，尽管各地都出台了住房保障政策，建设了多种保障房。但是，外来人员多被排除在住房保障政策之外。在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是否享有保障房待遇，其经济附加值差异动辄上百万元，几乎是劳动者一辈子的收入，因户籍制度派生出来的住房福利差异存在天壤之别。

　　其二，尽管全国统一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接转制度已经建立。但是公民养老保险统筹部分尚不能全额跨省转移，社保流动依然比较困难。

　　其三，教育附加值很夸张。由于教育资源配置不均，外来人口不仅不能享受当地优质基础教育资源，也不能异地报名高考。虽说教育部出台了异地高考政策，但是高等教育资源丰富、考生录取率高的地区，根本不愿放开异地高考。在北京，外来工随迁子女即便具备了合法稳定住所、合法稳定职业、在京连续缴纳社保三个“已满6年”与“连续在京就读高中3年”等苛刻条件，也只能报考高职院校。如此异地高考方案形同鸡肋。

　　其四，一些城市推出的住房、车辆限购政策，把外来人口排除在外。如果外来人口没有当地户籍或者社保缴费没有达到足够的年限，即便手捧钞票也无法在自己生活的城市买房买车。

　　尽管目前彻底取消户籍制度有难度，但是在城市化进程中，打破户籍壁垒，势在必行。在我看来，改革户籍制度，不只是用居住证换户口簿。剥离户籍的福利功能，才是户籍改革的重点与难点。在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现实语境下，要完全剥离户籍的福利内容并不容易，但是，缩小户口的福利差距，把每一个公民都纳入权利保障视野，应该可以做到。如果公民社保、医保、住房保障，选举权、被选举权等政治权利实现全国漫游，教育资源配置比较均衡，教育制度、招生政策比较公平，身份证就可以让公民的权利通行全国。不需要用全国统一的居住证取代户口簿，户籍制度也会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叶祝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