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杜立明的身份是广东东莞一家手机制造业流水线上的一名主板搬运工。而在一周前，他还是兰州外语职业学院一名大三学生，新学期刚开始，他和数百名学生一道，被学校安排至惠州、昆山、南京等各地的电子工厂，开始了为期6个月的“顶岗实习”。（9月25日《北京青年报》）

　　近年来，职业院校实习乱象不断进入公众视线。实习生沦为　“廉价劳动力”，从事着和专业毫无关系的工作，身不由己地被捆绑在工业生产流水线上。这些“廉价实习生”就像是传送带上的齿轮，为保障大机器生产的高效运作，一刻也不敢怠慢停歇——如果逃离了“顶岗实习”，这些职校学生就会受到惩罚甚至拿不到毕业证；高昂的违规成本，让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选择了妥协与退让。

　　在理想的图景里，“顶岗实习”为职校学生提供了一次难得的角色体验的机会，有助于他们提前适应工作环境、提升劳动技能。然而，实习岗位并非为职校学生　“量身定做”，而是将职校学生安排到一些学不到“真本领”的流水线岗位；名不副实的“顶岗实习”，折射出一些职业院校在学生实习一事上价值追求的迷失。

　　实习不仅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教学任务，也是学生寻找自我、发现自我的一个社会化历程。职校学生不是不愿意实习，而是不愿意沦为“实习民工”。当实习质量不尽如人意、当职校学生对实习缺乏价值认同，那种忽略与漠视学生正当利益诉求的“顶岗实习”，不仅会损伤职校学生对母校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也会影响公众对职业教育的社会评价。

　　对于加工制造等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用工荒”已经成为一种尬尴的现实。一方面，人口红利拐点凸显、体力劳动者供不应求；另一方面，伴随着经济市场化与人口流动化，新生代农民工“短工化”愈演愈烈，劳动者的离职率提升。为了破解“用工荒”，一些企业与职业院校进行了社会交换和利益合谋，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利益共同体。

　　对于职业院校来说，“顶岗实习”既解决了学生的实习问题，也能让学校获得一笔收益；对于用工企业来说，“顶岗实习”不仅解决了“用工荒”，还能通过“同工不同酬”的方式对“实习民工”进行利益盘剥；双方互惠互利、皆大欢喜的背后，是职校学生权利与尊严的被让渡、被侵犯。

　　说到底，“顶岗实习”不能沦为职业院校自说自话的“独角戏”。职校学生也是一种人力资源，不能对他们进行“涸泽而渔”。倘若职业院校都不尊重和爱护自己的学生，又遑论去提升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同？只有斩断畸形的利益链条，维护职校学生的合法权益，才能终结“廉价实习生”的荒诞与滑稽。（杨朝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