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限男生”“男生优先”……中国传媒大学女生小赵说起之前在招聘会上遇到的性别歧视就十分沮丧。虽然小赵有中央媒体实习经历，又有博士学位，但“用人单位还是最青睐男硕士毕业生，女博士的竞争力甚至不如某些名校男本科生。”小赵说，求职面试时，还会被问到婚育计划、会否生二孩等问题。（8月8日《人民日报》）

　　在社会分工专业化、精细化的当下，确实有少数岗位具有鲜明的性别属性，不适合男性或者女性。然而，绝大多数岗位对性别属性都没有专门要求，没有必要戴着“有色眼镜”，对女性求职者充满傲慢与偏见。作为一种社会排斥，就业性别歧视损伤了机会公平，让女性败在了“暗门槛”之上。

　　“只限男生”也好，“男生优先”也罢，女性被假定为弱者，不适合从事某项工作；通过排斥女性或者限制女性的权利来进行过度保护，让女性在就业市场上处于一种边缘化境地。就业性别歧视的大行其道，不仅损伤了社会公平、降低了社会活力，也会给女性求职者带来精神上的失落感和挫败感。

　　这边厢，就业性别歧视饱受诟病，遭遇公众的口诛笔伐；那边厢，一些用人单位却依然自说自话、我行我素；双方的矛盾，在本质上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从价值理性上看，就业性别平等契合公共利益，有助于守卫社会公平；从工具理性来讲，“只限男生”“男生优先”有助于降低用人单位的成本、提升收益。

　　遵守规范的美德如果没有遵守规范的利益的支持，这种规范的道德价值通常是脆弱的，在执行的过程中就可能大打折扣甚至流于形式。“一个萝卜一个坑”，一旦女性因为生育长时间、经常性地角色缺席，不可避免会影响用人单位的正常运行，要么将工作任务分摊给其他人员，要么招聘或者临时聘用新的人员，从而加剧用工成本。用人单位对男性青睐有加，说到底也是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

　　当女性职工的生育成本全由用人单位承担，他们自然会想方设法地“走捷径”。据了解，英国女性职工的产假工资由国家支付给雇主，再由雇主发给员工；而韩国、新加坡，民众一部分生育成本由公共财政分担。而我国用人单位承载着不小的生育成本，迫使一些单位在招聘时给女性设置重重障碍。

　　面对就业性别歧视，站在道德立场和法律角度来进行口诛笔伐固然容易，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全面二孩”的公共政策之下，生育孩子利国利民；只有尊重和回应用人单位的利益诉求、让生育成本社会化，由公共部门、用人单位和家庭三方面共同承担生育成本，才能让女性在求职过程中受到公平的待遇。（杨朝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