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国务院医改办、国家卫计委等7部门联合制订的《关于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指导意见》指出，到2020年，力争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扩大到全人群，形成长期稳定的契约服务关系，基本实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的全覆盖。（6月7日《光明日报》）

　　一直以为家庭医生是发达国家的医疗模式，是精英阶层的医疗保障。国外早有美加等国引领，国内已有北京上海的中高收入群体试水。要解决好中国普通人群的医疗，家庭医生似乎遥不可及。当《人民日报》关于魏则西死亡的那篇文章最后提出实施家庭医生的建议时，曾被人嘲笑“以为是什么锦囊妙计”。

　　新推出的家庭医生制度特点鲜明，就是面向基层的普通人群。就医方来说，家庭医生主要由基层医疗机构的全科医生充任，在基层担任预防保健、常见和多发病的治疗与转诊、病人康复和慢性病管理、健康管理等。就接受服务方来讲，从需求最为迫切的人群入手，以老、孕、儿、残群体，以高血压、糖尿病和严重精神病患者为重点。为了增强家庭医生制的含金量，规定家庭医生以团队服务形式，在诸多方面拥有行业提供便利与优惠的后台支持，比喻就医的灵活性，转诊的直接性，用药可单次延长，医保的差异倾斜，患者可自主选择和调整医生。

　　与强制群众在基层就医，用医保比例套牢病源，放开医生多点执业，投入地方医疗硬件建设相比，家庭医生制直接把医生和患者有机联系起来，对于解决就医不均衡、服务难精准，基层医生收入不稳定，病人对基层医疗不信任，特别是缓解当前紧张的医患关系，极有可能事半功倍，并逐步实现让每户每人都有健康守门人的理想。

　　当前的困难，仍然是医患双方面对这项制度的准备不足。基层医疗机构有否能够满足需求的全科医生队伍，会不会出现鱼目混珠而损害新制度的声誉。广大群众能否在医疗环境不好的情况下接受这一新鲜事物。越是最需要的人群，往往经济越困难，新制度会不会给他们加重负担。加之流动性大，居住分散，他们能否有效地被联结到服务网上，都是一个未知数。

　　矛盾的主要方面还是在医方。2000多年前古罗马，当时国家不包办医疗，世界性城市罗马没有体系性医疗，但有家庭医生。但政府优先给医生公民权（享受免税和免费小麦供应），将医生执业放到市场竞争。医生对应家庭的主人与奴隶都负责服务，不仅是出于人权，更是出于对劳动力的珍惜。跟皇家服务的御医也可以为社会提供服务。政府既树立医圣希波克拉底为榜样，也对家庭医生进行严格的监管，防止家庭医生获利后转行以及以医谋取暴利。一个质朴刚毅、英勇善战的帝国，竟然没有政府办医疗，由政府无形之手打造的家庭医生关的制度，对于我国目前具有很多借鉴价值。（易国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