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节来临之际，由256位来自国内外高校教师、学者和学生参与联署的两封公开信，分别被寄给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和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记者获悉，该联名信呼吁彻查厦大性骚扰事件，建议教育部以此事为契机，制定出台《高等教育学校性骚扰防治管理办法》，同时建议厦大率先建立高校性骚扰防范机制。（9月10日京华时报）

　　有时，真相总是迟到于公众的期待。虽然，早在6月份，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导吴春明涉嫌性骚扰女学生事件已经闹得沸沸扬扬，舆论也投以了积极关注；但是，时隔3个多月，此事件依旧扑朔迷离、众说纷纭，关于该事件的调查结论依然没有出炉。这种迟缓的调查节奏，显然不能让公众满意。因为，迟缓的原因要么是态度不够积极，要么是措施不够得力，亦或者，是可依据的载体、制度缺少。无论具体原因是什么，人们并不能从这种处理方式与进程中获得更清晰的信号和更确定的信心。

　　而高校性骚扰的危害却是深层的。首先，这种危害是一般意义上的性骚扰的危害。归根结底，高校性骚扰也是真实的性骚扰，它对被骚扰对象身体和心理造成了严重的创伤。而且，可能因为高校的宽松氛围与学生羞于言说的羞愧心理，而更加隐藏、隐蔽。但这种危害与所有性骚扰的危害并无二致。其次，这种危害还带有心理上的压迫性。虽然，老师并不是具有什么权力的人物，但在与学生的对比中，还是处于强势地位，这无疑会让被骚扰的学生处于被压迫的地位，这难免让学生倍感压抑。在这个层面上，性骚扰的老师就是强势的化身，他们处心积虑地将自己凌驾于学生之上。

　　更重要的是，这种危害还是一种价值观上的颠覆。无论一所高校有怎样的定位，高校还是培养人的地方，还是培养人价值观的地方，而高校里面的老师就承担了教育人、培养人的责任。所谓传道授业解惑的理念，在如今高校教师的定位中并不过时。如果，高校老师不仅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反而扮演了性骚扰的角色，这让那些信任他们、期待他们的学生会有怎样的诧异和崩溃——她们无法相信老师会是这样的人，她们无法相信高校原来是这样的地方，她们也无法再去相信别人，相信别人说的话。这种基于信任背叛和信念崩溃而产生的紧张，会让被骚扰的学生彻底失去信任和信心，失去自己原本建立和拥有的价值体系。

　　所以，虽然难，虽然问题存在，高校性骚扰的问题也必须正视、厘清、应对。这首先依赖于个案纠错。人们面对个案的态度，其实就是面对一种现象的态度。只有通过对典型个案的强力纠错，一种严重的现象才能有真正面对和应对的起点。如果，一个个案总是调查不清，或者时隔3个月的时间也没有实质进展，人们就会觉得问题被搁置，个案被浪费，觉得责任部门处于失职状态，从而失去耐心和信心。其结果，当然不是一个个案的不清不白，它还是一种问题的稀里糊涂与束之高阁。所以，要想预防高校性骚扰，必须对3个月前已经曝光的个案进行调查和纠错，让此次纠错成为一个议程设置的起点，将人们的注意力凝聚起来，将紧要的议程摆上台面。

　　其次，这依赖于个案的反思。一个个案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就在于这个个案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一般意义上，任何典型个案，都可以成为整体反思的一个契机和样本。只要人们认真分析、剖析这个个案，就可以得出一般性的结论和规律。既然，此次厦门大学的性骚扰如此具有代表性，就应该深入调查这个事件，认真面对这个事件中涌现的种种问题，举一反三、由表及里、由浅入深，深刻思考。毕竟性骚扰的处理不能依靠人们的情绪化，尽管对于性骚扰人们的反应是义愤填膺，但是究竟何为性骚扰，高校性骚扰的特点何在，高校性骚扰如何调查取证，高校性骚扰如何处理处罚，这些问题在人们的道德化判断和情绪化抒发中，得不到具体讨论。当然，对于性骚扰的处理也不能依靠高校领导的重视与强调，即便厦门大学对此次性骚扰事件的调查没有这么缓慢，也不能说明高校性骚扰的处理就有了可参考的示范。必须通过个案反思，才能得出有效的处理模式与应对机制。

　　在教师节到来之际，这样一个防范高校性骚扰的倡议，似乎有些煞风景。其实，教师节本来就是一个教师自我激励和自我反思的节日。所谓尊师重教，不仅指社会对教师和教育的尊重，还包含老师本身对教师这个职位，以及对教育事业的尊重。当高校性骚扰成为一个问题，而且面临着调查困难时，确实应该通过个案纠错，以及个案反思，推导出预防高校性骚扰的基本的路径与方案。（李劭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