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4日，云南省永善县墨翰乡党委书记陈勇因受贿225万元获刑14年。他在忏悔书中为自己算了“经济账”：现在年收入4万多元，且逐年上涨，应该还可以活40年，假如每年按平均收入7万元计算，将来国家要发280万元给我，比我收受的贿赂多得多。我收受的贿赂已全部退还，现在可以说触犯法律让我“竹篮打水一场空”。这样一对比，我经济上至少损失280多万元。（1月13日《检察日报》）

　　这位落马官员在忏悔书中先后算了亲情账、经济账、政治账，以自己的教训试图证明贪腐并不划算，只不过“现在我明白了，却已经晚了”。诚然，与现在的境遇相比，做个清白的好官更划算，可如果他没有“不幸”被抓，还会这么算账吗？哪种选择更划算？

　　显然，账不是这样算的，除非只要贪腐就会被揪出，所有的罪行都一定会被清算。如此，自没有官员会以身试法，因为得不偿失的道理谁都明白。这当然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景，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做到，即使是清廉指数最高的国家，也有个别贪腐现象会存在。与腐败现象严重的国家相比，区别就在于落马的概率，于官员个人而言，就是腐败的成本有多高。当预防腐败体系完善，“不能腐”就大幅提高了贪腐的机会成本；当惩治腐败制度给力，“不敢腐”也就成了官员不得不做的选择。孰轻孰重，每个人都会自己掂量，根本无需事后才想到去算账。

　　以这位陈书记为例，两年时间就受贿225万元，若始终平安无事，同样以“可以活40年”计算，即使维持此前的贪腐水平不变，他也可以受贿四五千万元，这还不包括国家发给他的280万元。与贪腐数额相比，国家的工资只是个零头，如果被揪出来的风险又很低，那么贪腐恰是很多人心中最好的选择。也许正是算了这样的“经济账”，才会有很多官员“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才会有多地交通部门的“前腐后继”，其实这就是在与命运博弈，相信自己不是那个“倒霉的人”。

　　因贪腐而“倒霉”，根本算不得倒霉，纯属咎由自取；反之，也许正是因为“伸手必被捉”的概率还不够高，才会让很多人有“倒霉”的错误认知。“我是农民的儿子”也好，“经济账”也罢，落马官员在忏悔书中的这些表达都没有切中肯綮——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机会能贪？我又为什么敢贪？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些最朴素的道理无需算账，贪腐也不应例外。（宋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