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意义上的国际社会自17世纪中叶以来，存续已有三百多年历史，并表现出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的特征。如果我们可以将全球化最早追溯为对一种奢侈品（丝绸）货物的流通需求，那么17世纪以来人类所经历的全球化基本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以打通全球市场为驱使的自由贸易阶段，另一则是我们正经历着的以制度趋同为核心的全球制度化阶段，例如货币的流通必须遵循共同准则、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气体排放必须按所达成的国际分配框架进行等等。这两次全球化，前者由英国主导，后者正由美国主导着。

　　面对全球化，作为一个非主流的后发国家，我们曾采取过不同的策略，并因此收获了不同的结果。十九世纪中叶，因为拒绝开放市场，清政府与以英国为首的、信奉自由贸易的西方国家开战，最终的结局是被迫开放市场的同时沦为这些国家的半殖民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全球风云突变的前夕我国审时度势，提出了主动寻求全球化的战略——改革、开放。所谓改革，就是对我们过去的再分配型经济体制进行朝向市场制度的转变；所谓开放，就是对全球资本主动开放中国市场。这个战略作为国策被写进1982年宪法。正如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琼·罗宾逊所调侃过的，“被全球化剥削总好过被全球化排斥”。虽然身处不平等的全球经济结构，由于参与了全球生产体系，在巨大的外在需求推动下，我国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2010年我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经济体，时年制造业生产总值超过美国，位居全球第一。

　　回顾这轮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化，可以发现它其实是一个三元结构：一部分国家提供原材料（中东和拉美等），一部分国家进行代工生产（中国和东亚诸国），一部分国家设计运营并消费（欧美）。这样的全球生产体系分配模式，在中国高等教育长足发展后开始变得脆弱而不稳定起来，这当然是在中国和平地完成了资本积累之后。2008年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引发金融风暴，政府几度关门了事，这迫使美国开始反思这个让他们躺着挣钱并享受的体系。一方面美国领导阶层提出重塑制造业的目标，另一方面美国发起两洋战略——跨太平洋以及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将中国排斥在这一新秩序外，并祭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将60％以上的军事力量部署在太平洋区域，以迫使中国服从。失去了外在需求的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慢转下来，中国进入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困局。

　　如何突破这一困局？笔者以为，一方面要坚定地以“和平的力量”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人民币加入SDR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便是重要的一步。另一方面，中国将自己在全球产业链位置上移的同时，运用资本的力量，将非洲和拉美拉入到以我们为主导的全球生产体系中来。审视美国所谓的国际贸易新秩序，其实就是将世界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美国的世界，另一个则是被美国落下或者不愿意跟随美国的部分。这样一个非主流的世界，便是给中国留下的。中国只有在承担整合这一部分世界进入全球化进程的责任时，才能成长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国。

　　而要实现这一人类的历史使命，除了我们正在运筹的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更需要的是能创造出新需求的理念和产业来引领。也就是说，除了资本，我们还需要新思想、新技术和新人才。而这些新思想、新技术和新人才，我们能从哪里得到？笔者以为只有大学能养成并提供。

　　从其本质而言，大学不仅仅是教育组织，事实上它是维系一个文明竞争力的核心之所在。美国之所以强大，其秘诀便在于它的大学。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由于美国大学制度的开放（没有排犹取向），欧洲大陆优秀的犹太知识分子纷纷移民美国。加之，美国大学教师的薪水被设计在美国薪水的中间水平，因此美国大学从来就不是一个名利场，只有热衷研究和发现的人才会进入大学。当然，美国的中等薪酬水平相比于第三世纪国家的薪酬水平具有绝对的优势，因此美国的大学又成为一个强大的全球人才吸附器。除了人才的吸附，还有一点很少被人关注并提起的，那就是美国取代中国成为全球最重要的考试技术开发国家。一战期间美国开发的团体施测的军队智力量表（Army Alpha　和Army Beta）以及二战其间及其此后开发的各类能力倾向测验、学术成就测验、职业能力倾向测验、人格测验等等，在吸附人才的同时也对人才在社会中的合理配置做出了科学有力的引导。一言以蔽之，美国大学不仅吸附人才，而且提供人才选拔的科学手段和工具。

　　我们的大学呢？必须承认，我国大学是制度移植的产物，始学德国，后学苏联，再学美国，在变革中各种制度残余盘根交错，最终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分层体系。大学因其举办者、管理所属者、以及学科门类等特质，被贴上不同标签并束缚于体系的不同、相互隔离的格子中。在这个金字塔体系里，我们把生产知识的高等教育机构放在顶端，并给予资源倾斜，却把以应用知识为使命的高等教育机构置于底部，完全无视当代技术革命的趋势和巨大影响力。大学失去选择自己定位和战略的自主性，同时也失去了一个富于竞争性的外部环境。

　　令人欣慰的是，构建中国特色的大学制度作为一个迫切任务已进入国家治理的框架。这也意味着，我们将抛弃一直以来的追随模式，立足我国既有的条件和挑战，构建能引领我们突破困局的大学制度。这对中国和世界都是一次突破的机遇。（清华大学　罗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