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亮

　　最近几天，江苏集训“富二代”的消息，引起了人们的热议。据悉，江苏将用两年时间在全省培养1000名民营企业家后备人才。这些民营企业家后备人才，主要是指大型民营企业的接班人或成长型民营企业的负责人。此举是江苏在非公企业党建工作上的战略选择，也是在培养“富二代”命题上的率先破局。（8月18日《人民日报》）

　　其实，从杭州胡斌闹事飙车之后，“富二代”的舆论效应就一直没有消退，只是和以前相关新闻给人留下的“飞扬跋扈、为富不仁”等印象相比，这次江苏集训的消息，显然要正面得多。不过就是这个相对比较正面的消息，一样没能躲过争议。

　　从舆论反响来看，此举被认为政府在两个层面上表现出了“越俎代庖”的意思。当然，这和“富二代”这个话题本身一直以来的舆论热度有关。人们关注此事，不可避免且先入为主地沿袭以往新闻事件中被提纯的“负面形象”，因此认为单独培训“富二代”，有点像是对“富二代”整体形象的一次危机公关，由政府出面进行“公关”，将惹舆论非议是意料之中的事。这似乎可以看作是立足家教的微观层面；另外，从培训民企接班人的宏观层面看，政府插手又有点“行政干预”的味道，所以此举也难讨巧。

　　展开来讲，具体到所谓的“富二代”整体的“负面形象”这一问题，其实和前不久广西“网瘾少年”惨死某训练营是一个道理。都可归因于家庭教育危机。不管这些新闻当事人的身份，是富二代也好，是“网瘾”等问题少年也罢，这类新闻首先集中反映出了当下家庭教育出现了一种可怕的情感伦理和社会价值的裂痕。可统称为“家教迷惘”。

　　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不论是富二代们，呼朋唤友集结一起，飙车泡吧，寻衅滋事，还是那些被当成精神疾患的“网瘾少年”沉溺魔兽，这都是因为家庭、学校和社会在教育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失职。这种失职投射在孩子们心理上和社会行为上，就被我们视为异类或病态了，但成人社会对此有无基本的反躬自省？

　　当这类问题，成为集中的社会现象时，即便政府出面，来个为期一两周的“速成培训”，悲观点说，也基本于事无补。而“富一代”若都忙着赚钱，而疏于教子，富二代们因其特有的家世背景，耳濡目染了一些“潜规则”之后，价值迷惘就会更强烈。

　　特别是见识了，钱权媾和等“官商化学反应”的诸般妙用后，心智尚未健全的富二代，自然难以形成积极的价值观，他们渐渐敢于在闯祸后的第一时间，条件反射般喊出那句很拉风的“用钱摆平”的四字箴言。这难道只怪他们本人无良？这其实已不仅是家庭和学校教育的问题，而是牵涉到了公权力运作。

　　退一步说，即便我们承认政府集训富二代的正当性。那么要想真的有点培训成果，比起现在官方版本的钦定教程，有些民间现实版教材或许更具说服力和代表性。比如，既然是培养民企接班人，那么最佳教材莫过于富二代的父辈们，当年含辛茹苦，白手起家的奋斗历程。 政府也可在此过程中，进行一些反省，比如反思政府权力的边界在哪，想想这些民企创业之初，行政之手有没有过多干预。在瞬息万变的市场面前，一线企业家的商业智慧是否比滞后的行政指令更有效？

　　政府主动消减自己的万有引力，摒弃万能政府的虚幻，减少行政管制，增加市场竞争性和权力运作的透明度，让民企能按市场法则生存，这或许才是政府和富二代们最该铭记的一个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