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日，阿里巴巴举办首届权利人共创会，并正式发布“权利人共建平台”。该平台将通过大数据模型实时向权利人提供疑似侵权链接，让权利人随时随地都能一键投诉，尽快识别侵权行为。“权利人共建平台”是2015年阿里推出的诚信维权机制的再升级。诚信维权机制目前已吸引700多个品牌加入。（7月3日《科技日报》）

　　今年5月，阿里巴巴被“赶出”国际打假联盟（IACC）的新闻，再度引起了公众对假货问题以及阿里巴巴的关注。其间当然有不少幸灾乐祸者，并以此来进行抹黑与攻击。不过更多的是却是基于对“IACC事件的反思”。因为暂停资格并不影响IACC与阿里巴巴的合作，更何况当时被暂停资格的并非阿里一家，还有另外两家美国电商企业。

　　暂停资格是IACC基于对个别会员的顾虑所采取的措施，也显现了阿里巴巴与一些品牌权利人的矛盾。然而，正如阿里巴巴在多个场合所言，打假并非只是平台公司一方的责任，需要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包括权利人、平台公司、政府执法机构、社会力量和公众，其中品牌权利人更是扮演着第一责任人的角色。阿里巴巴基于对权利人利益的保护，以及从提高打假的效率出发，而发布“权利人共建平台”，实现打假信息的共建共用，实现线上线下的双向互动，体现了阿里巴巴不遗余力打假的坚定决心，以及保护权利人利益的最大诚意。

　　其实，“假货天堂”的恶名，不仅是阿里巴巴的烦恼，更是所有电商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共同课题。截止2016年3月1日，阿里巴巴电子商务交易额首次突破了3万亿元人民币。阿里巴巴的奇迹见证了新商业的奇迹，也让打假面临着更为艰巨的形势。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品牌权利人切实担负起自身的责任，由疑虑向信任转变，由抱怨转为合作，与平台方共同合作，实现平台治理权利人共创与共建。阿里巴巴建立的“权利人共建平台”，从某种意义讲，则是中国式打假联盟的升级。

　　加入国际打假联盟（IACC）是基于打假的需要，自我创立“权利人共建平台”机制，也是基于打假的需要，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只是一个是基于国际间的合作，一个是从做好自身开始。不过，借鉴国际打假联盟（IACC）的模式与经验，创立中国自己的IACC，显然需要基于自我责任之上的共同努力，并与其他行业同路人、品牌权利人和政府机构寻求最大化合作。

　　其实就运作模式和成效上看，中国的打假联盟与IACC并无多大差距。不过从外部环境、社会信任和参与度上看，中国打假联盟还基于初始化、自闭化和碎片化的层次，还未能形成共识并开展一致行动。这其间，如何消解不信任，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合作，还有不小的差距，也是中国版打假联盟面临的最大挑战。严格上的说，技术上已没有问题，大技术的依托更凸显了一定的优势，但如何在合作的基础上实现共赢，尤其是如何让权利人更好的参与和配合，则是建立中国版的打假联盟，并获得国际认同的关键。

　　基于权利人利益的保护，是平台方的责任也是义务，阿里巴巴升级了自己的保护模式，依托于“权利人共建平台”的打假，必然更有张力与效率。不过，如何将“阿里模式”进一步扩大，从而形成IACC式的模式与影响力，并最终获得品牌式的认可，需要品牌权利人要有更高层次的“平台思维”，从基于品牌保护的目的，多合作而少偏见。同样，也需要电商平台公司的共同参与，构建一个协同作战的大联盟。如此，阿里的打假态度与模式，才能成为一种品质的保证，并获得社会、市场和国际的承认。到此时，是否加入IACC都并非关键，更不会因被暂停资格而纠结不已。（堂吉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