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巴迪、宝马、哈雷……几辆价值不菲的摩托车刚刚聚集在西安曲江寒窑桥上，就被守候多时的交警控制。18日晚，5名男子因涉嫌飙车被西安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曲江大队留置调查。（7月20日《华商报》）

　　深夜飙车，自然很容易被认为是“财富作孽”。因此，这类事件也极易被标签化处理。“5名男子因飙车被调查”，实在算不得新闻，但因为冠之以“拆二代”的身份，事件的颜色立马就发生了神奇的逆转。

　　“拆二代”这个词是相当暧昧的，它可以指向备受诟病的高房价，也可以指向先赋因素导致的阶层断裂，还可以指向迥异的生存价值观。“拆二代”闹事的刻板印象一旦形成，民意自然就会口诛笔伐于拆迁补偿制度——你看，要是没有拆迁，就没有巨款；没有巨款，就没有豪车；没有豪车，就没有飙车……这样的诘问，似乎快要忘了强拆强征时，也是自己主张了市场化补偿的理性声音。

　　从来只有好的制度与坏的制度之分，而没有好的财富与坏的财富之别。城市就像个大工地，拆拆建建，因拆迁安置而一夜暴富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情。征地了，就该要补偿，至于补偿多少，会不会成为人生慵懒的“添加剂”，无可原罪，亦无权操心。领了补偿款就是“拆二代”，这个帽子也太大了点，其间传递的价值贬义，耐人寻味。第一，个案与普遍性的社会现象，不是一个概念。不能因为三五个人飙车，就要对领了拆迁补偿款的“二代”污名化处理。第二，据新闻称，“交警经过调查后，其中2人是80后，3人是90人。他们大多是附近的‘拆二代’，衣食无忧，有固定的住所，没有正当的职业。”总共就5个人，还不确定个个来自拆迁家庭，更不确定这豪华摩托与“拆”字间的逻辑关联，贸然放大“拆二代”的身份标签，合适吗？

　　人是群居动物，三五成群地唱歌也好，喝酒也罢，都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实在没必要上升到群体视角去反思。比如飙车的是男孩，是不是可以得出“男人有钱更容易变坏”；而飙车的是80、90后，难道还说明“道路交通违法以80、90后居多”？

　　个别现象放大成群体特征，个人体验夸张成群体感情。这种可疑的表达范式，似乎有拥趸渐多的趋势。几个孩子飙车，非要总结成“拆二代”；几个人看小品不爽，非要说伤害了“民族感情”……动辄热衷于群体性反思与批判，这究竟是怎样的“理性”在作祟呢？什么时候我们习惯了就事论事，什么时候我们找到了公共事件与寻常个案之间的分寸感，也许舆论资源就更能优化配置，而公共情绪，才不至于成为被标签牵着乱转的一只宠物犬。（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