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继网友曝出“教科院院长携妻‘公务出国游’行程单”后，有读者向媒体提供了两张今年4月份的发票照片：9952元餐饮发票及3864元住宿发票。照片显示，两张发票上有手写“袁院长来成都住宿、招待”等字样，其中住宿发票上付款单位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7月18日《新京报》）

　　第一季，是“教科院院长携妻出国游”；第二季，是“教科院天价招待费”……当被踢爆的蛛丝马迹叠罗汉似地呈现在公众面前，只能让舆论大呼“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我们自然不能轻言事件背后的利害与曲折，是非真假可能尚需程序来验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真相悖逆了公众的常理常情，逻辑上说，恐怕只能“公道在人心”。

　　我们不妨来看看当事方的回应吧－－在第一季，回应是这样的：行程单是假的，文化考察费是自掏的，带妻子是当翻译的……有一个常识，需要再次被提及：圆谎其实是一件伤筋动骨的事情，因为滚雪球般篡改真相的结果，就是自己也收拾不了最后的烂摊子。就譬如“带妻子是为了省翻译”的说法，既然“各自出访任务不同”，除非当事人会“分身术”，不然，临时翻译和本职出访任务何以兼顾？就算这个问题不是问题，起码还得说服公众：夫妻俩“出访任务”刚巧能同进同退、还不是“搭便车”，这个小概率，莫非和古希腊悲剧之父埃斯库洛斯出门被乌龟砸死有得一拼？

　　在第二季，同样是有图有真相，回应是这样的：对于两张发票上的内容，教科院院长袁振国短信回应称，对于餐费发票不知情，“我也没有在那个饭店吃过饭。”这话或者也是事实，但值得注意的是，“发票上显示的两家酒店均承认发票由他们开出”。且不谈这是不是“接待院长”的支出，即便是接待更高层次的领导，一天上千块钱的住宿费，显然已经违规，据2007年财政部印发《中央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差旅费管理办法》规定，公务人员出差主要以各地区、各单位的内部宾馆、招待所为主。内部宾馆、招待所接待条件不具备的，一般应住宿在社会上三星级及三星级以下的宾馆、饭店，副部长级人员每人每天也就600元的标准。在“八项规定”掷地有声的背景下观之，动辄数千的餐饮住宿费，让谁脸红呢？

　　教科研机构闹出的“三公绯闻”，格外令人纠结。一是说明有些无下限、无底限的寻租冲动，已经漫布一切领域，财政充当冤大头的故事，并不只是传说而已；二是隐喻着当下中国教科研的吊诡现状，若捉襟见肘的专项投入都去了吃喝玩乐的地方，还奢谈什么中国的诺贝尔与硅谷、中国的乔布斯与苹果？

　　这些年，“全国三公消费突破9000亿”好像已经不是新闻了。尽管曾有财政部相关人员出来辟谣，但在缺乏明确数字统计和说明之前，公众显然更倾向于暂且信了这一数字。机关事业单位会不会将公共财政当成“唐僧肉”？这个问题如果脱离了独立审计与有效监督，或许就要沦为不堪的现实。公款旅游、公费吃喝、公车私用，林林总总的事情，我们见识得还少吗？

　　最新一期《学习时报》刊发竹立家署名文章，认为廉价和廉洁政府是一个社会中“政府合理性”的最根本要求，也是政府取得社会公众信任度的一个根本指标。其实，廉价和廉洁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廉洁打底，公共服务就不可能廉价；没有廉价要求倒逼，权力执掌者就不可能廉洁。“教科院悬疑”这事的启示有很多，最重要的，倒不在于自证清白或自圆其说，而在于告诉公众：这样一个教育机构，花了多少钱、养了多少人、办了多少事－－这样的性价比，算得上廉价、称得上廉洁吗？ （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