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仲呈祥（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本报编辑：徐 馨 任飞帆

　　●有两种倾向值得注意：一种是把共产党人神话，脱离群众，不通人心，不接地气，好喊口号甚至公式化、概念化，缺乏艺术吸引力和感染力；另一种是一味表现人性的复杂性和阴暗面，甚至把党员形象人为地丑化，堕入“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陷阱

　　●在社会转型时期特别是思想多元、文化多元的互联网时代，提升重大题材创作的影响力要直面人生，开拓未来，创作者要兼具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要严格区分主流与支流，同时不能因为肯定主流而否定支流的存在

　　●塑造好党的形象，要重点表现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仰，即对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无限忠贞，这是与时俱进的精神灵魂；要突出写好共产党人与人民的血肉关系，展现好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

　　编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变化，艺术作品如何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艺术地再现党在新的历史形势下的职责和作用？

　　仲呈祥：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党领导的革命文艺和人民文艺努力塑造好党的形象，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一项神圣任务，也是一种光荣传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党的任务尽管有所不同，但文艺画廊里都塑造出一大批真实、生动、感人的共产党员艺术形象，深刻揭示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伟大真理，密切了党和人民的血肉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思想解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文艺作品如何正面塑造好党的形象，的确成为一个必须正视和解决的新课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建的“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代表历史前进方向和人民根本利益的社会主义。习近平总书记精辟指出，这离不开哲学精神的指引，离不开历史镜鉴的启迪，也离不开文学力量的推动。我理解，这第一个“离不开”是讲哲学方法；第二个“离不开”是讲重视历史经验，善于从历史中汲取营养；第三个“离不开”中的“文学力量”，不仅指狭义的文学，而且泛指一切以审美方式把握世界的文艺形式。

　　塑造坚持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中国共产党人形象，成为新时期文艺创作的主旋律之一。一方面，要珍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资源，努力实现题材资源的最佳配置和创作人员的优化组合，创作一批思想性和艺术性和谐统一的具有较高史学品位和美学品位的精品力作，为继承和弘扬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提供正能量。以电视剧创作为例，编剧王朝柱在党史、军史专家鼎力支持下，近30年来“写花了一头黑发，写掉了一腔白牙”，把党领导人民创建新中国的历史搬上了荧屏。另一方面，新中国建设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涌现了大批优秀共产党员，催生出如《焦裕禄》《杨善洲》和《党员二愣妈》《马向阳下乡记》等一大批影视作品。文学及舞台艺术，也出现了不少力作，塑造了多姿多彩的优秀共产党人艺术形象，受到老百姓的好评。

　　准确塑造中国共产党的形象，能够增强人民对党的热爱和信念，引领人民推动历史前进。2014年我率领中国文联部分老干部在海南岛采风，目睹当地人民对电影《红色娘子军》的深情，谢晋导演半个世纪前拍摄的一部电影，至今还被当地人记在心底，而历史上红色娘子军在海南岛只存在了一年多。这再次证明人民离不开文学力量和艺术力量的推动，离不开党的形象的感召和引领。

　　编辑：自改革开放至今，我们在通过艺术作品塑造党的形象方面积累了哪些宝贵经验？

　　仲呈祥：首先，要有高度的文化自觉与自信，自觉认识文艺作品塑造好党的形象对于提升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精神素质的引领作用、对于加强党自身建设的永恒教育价值，确保以作品的史学品位和美学品位去感染读者和观众，切不可消极迎合低级趣味。其次，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的指引，坚持刻画好党的形象的理想性格的“质的规定性、表现的丰富性、情致的始终如一性”的辩证统一。要着力讴歌共产党人“质的规定性”的理想之美、信仰之美、崇高之美，揭示他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高远境界；也要以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展现共产党人个性的多样性和人性的丰富性；还要遵循真正的共产党人的情感逻辑、性格逻辑与思维逻辑，彰显他们可贵的精神定力。

　　塑造好党的形象，要重点表现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仰，即对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无限忠贞，这是与时俱进的精神灵魂；要突出写好共产党人与人民的血肉联系，展现好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电视剧《陈云》《彭德怀元帅》等在这方面就感人至深，其诸多细节表现出主人公的人格魅力、人性魅力，这样的艺术形象具有巨大的精神正能量。

　　编辑：当然，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特别注意和防止一些错误倾向？

　　仲呈祥：我认为两种倾向值得注意。一种是把共产党人神化了：脱离了人民群众，不通人心，不接地气，好喊口号甚至公式化、概念化，缺乏艺术吸引力和感染力。在这类作品中，党员没有家庭生活、没有情感，这样的作品没有生命力。另一种是一味表现人性的复杂性和阴暗面，甚至把党员形象人为地丑化，堕入习近平总书记所批评的“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陷阱。这两种不良倾向的病根确实是离开了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的指引。

　　塑造好党的正面形象，必须坚守唯物史观与辩证法，从创作的哲学思维层面上以执其两端、关注中间、兼容整合、全面辩证的和谐思维去取代长期影响、制约我们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好走极端的单向思维，从而从根本上疗治审美创造思维方面的病症。

　　编辑：在社会转型时期特别是思想多元、文化多元的互联网时代，我们如何提升重大题材创作的影响力？

　　仲呈祥：我的回答是：直面人生，开拓未来。创作者要兼具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要严格区分主流与支流，同时不能因为肯定主流而否定支流的存在。毋庸讳言，在共产党引领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前行的道路上，少数理想丧失、意志不坚定者腐败堕落，甚至令人触目惊心。现实主义艺术不能在事实面前闭上眼睛，相反，应该用镜头和笔，艺术地揭露剖析腐败堕落者的心灵轨迹和精神蜕变，以反面的艺术形象警示全党、警示人民，从中汲取宝贵的历史教训。但是，艺术辩证法的奥妙是把握好“度”。艺术在直面这种严酷现实的同时，绝不能忘记共产党人的任务是引领人民去开拓未来，也就是说直面现实时要给人以理想、信仰和希望，不能让人失去对党的信念和对美好未来的希望。电影《生死抉择》、豫剧现代戏《全家福》等作品，就成功刻画了党内个别腐败分子的艺术形象，辩证法的度把握得很好，电视剧《海棠依旧》也直面塑造了“四人帮”爪牙的反面形象，既让观众审视了他们的丑恶灵魂和卑劣行径，又让观众洞察出他们必然灭亡、人民终将胜利的历史命运。

　　在互联网时代提升重大题材文艺作品的影响力，首先必须坚守中华民族近现代以来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和基本国情，万勿“以洋为是”“以洋为尊”“唯洋是从”。以中国电影为例，我认为在百余年的历史中至少有以下创作传统和文化积淀值得记取：第一是上世纪40年代的进步电影传统，以《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等为代表；第二是新中国诞生后的人民电影传统，代表作有《青春之歌》《红旗谱》《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等；第三是改革开放之后与时代共脉搏、与人民解放思想共呼吸的反思传统，代表作如《牧马人》《天云山传奇》《老井》《人到中年》等。我们应当珍视这些传统与积淀，并在传承的基础上实现创新性的转化与创造性的发展。舞台艺术也积累了不少经验，像秦腔《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尊重艺术规律，以人民为中心，表现中国共产党人形象，触及现实课题，走的就是值得称道和推广的有中国特色的戏曲艺术创作道路。

　　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任何精神生产在生产自身的同时，也在生产自己的欣赏对象。在互联网时代，我们尤其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中华文化基因、中华美学精神和审美风范，务必把服务群众与教育引领群众、把适应大众需求与提高大众素养结合起来，要下功夫培养沉稳、深刻、幽默、高雅的社会文化氛围和审美情趣，要让互联网成为营造这种氛围和情趣、传播先进文化的阵地，万勿放弃引领，唯票房、收视率、点击率是从。

　　时代的英雄（典型作品）

　　电影《焦裕禄》

　　导演：王冀邢 编剧：方义华

　　首映时间：1991年

　　影片《焦裕禄》1991年2月开始上映，观影人次达2亿以上，这在当时是一个新的纪录，在全国造成了巨大的轰动，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1962年冬，焦裕禄来到当时内涝、风沙、盐碱成灾的河南兰考担任县委书记。兰考当时的粮食产量降到历年最低。焦裕禄率队追洪水，查风口，探流沙，迎难而上，无私忘我地工作，两年后因肝癌去世。影片讲述了焦裕禄的事迹，展现了主人公在工作、生活中所显示的思想境界，所包含的政治与伦理、社会意识形态与人的自然状态的结合，受到来自政府、电影评论者和观众的赞赏与好评。片中对“焦裕禄精神”——“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进行了生动的演绎。焦裕禄生前曾交代，死后要埋在兰考沙丘上：“活着我没治好沙丘，死了我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焦裕禄平实、执著，力克时艰，心里装着工作和百姓，唯独没有他自己，这样一种为民亲民、廉洁奉公、坚韧不拔的精神，让焦裕禄成为党员干部“照镜子、正衣冠”的参照。片中焦裕禄的饰演者李雪健的表演内敛而富有分寸感，给人至真至切的感觉，将一个不平凡的英雄形象由缺席的想象变成鲜活的在场。

　　除了《焦裕禄》，上世纪90年代的影坛上还出现了数量众多的主旋律影片，以敏感的艺术触角、深切的伦理情感与鲜明的精神引领，塑造了生动的人物形象，感应着时代的脉动。这时，人们显然已经在这样一点上达成共识：体现主旋律精神的主流影片的概念是很宽泛的，无论其表现题材、人物、方式方法，还是它终极的艺术追求，都应该有丰富的理解，具有一定的艺术性，这样才能获得广大观众的共鸣与肯定。

　　《焦裕禄》无疑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电影，影片刻画的焦裕禄形象正是中国优秀基层党员干部的真实写照。如今重看，通过编导和李雪健的演绎，这部影片仍带给观众难忘的艺术享受和心灵震撼。 （丁亚平）

　　信仰的纯粹（典型作品）

　　话剧《黄土谣》

　　导演：胡宗琪 编剧：孟冰

　　首演时间：2004年

　　在戏剧作品中如何写好时代楷模，写好共产党员的人物形象是一个时代课题。我在作品中写过党的领袖，也写过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这些人物铁骨铮铮，热血澎湃。而且，每次创作这类题材的作品，我自己也是血脉贲张，激情昂扬。有人问我，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我的体会是：这种感情不能虚假，必须是从自己心里长出来的，歌颂必须真诚。你在歌颂一种精神、一种人生状态的同时，也是在批判另一种精神和人生状态。于是，我的思考常常回归到一个本体的命题：人到底应该怎样活着？带着问题，我和那些优秀共产党员一次又一次地深入交谈，我想探究他们的内心世界，我想和他们进行灵魂的碰撞。

　　话剧《黄土谣》的创作就是这样一次“碰撞”的过程。当那个深夜从电视上看到村支书宋先钦还债的故事时，当我守着一盆炭火面对宋先钦，一个50多岁男人的失声痛哭时……我的心真真地被他震撼、被他感动。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宋先钦还债的故事始终在我的脑海里时隐时现，有时甚至在梦中出现，可谓魂牵梦萦。

　　宋先钦，一个当代中国最普通的农民、一个基层党支部书记，带给我的感受是复杂的。他做的这件事情，如果是我，能这样做吗？宋先钦做到了我们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结论似乎是：他比我们高大。然而，他做到的不过是欠债还钱，不是因为他对国家有重要的理论或实践的贡献，他每日干农活、烧红砖……他似乎又并不高大，他所遵守的不过是一个公民最基本的道德观念和责任意识，不过是一个党员对曾经宣誓的理想和信念的信仰和坚守——他比我们精神上更纯粹一点、品格上更高尚一点、道德上更完善一点，正是这“一点”就够了，就说明了他的先进性。于是，我们可从他身上看到一种叫做“主义”的东西。而一旦我们的人物从内心世界有了这样的高度，那么由其而引发的戏剧故事一定离不开关于理想和奉献的主题，离不开关于英雄主义的赞叹，一定是可以打动人心的。（孟 冰）

　　职责的担当（典型作品）

　　电视剧《马向阳下乡记》

　　导演：张永新 编剧：谷凯

　　播出时间：2014年

　　新农村建设是我国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就有了万名“第一书记下乡”的工作举措。这一活动在全国开展以来，涌现出许多感人的事迹。《马向阳下乡记》就是在采访了50余位“第一书记”原型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电视剧作品。

　　本剧的主人公马向阳是商务局的一名普通干部，阴错阳差地接受了“第一书记”下乡的任务来到了大槐树村。就是这么一个有着平常人的喜怒哀乐和性格瑕疵，看似不靠谱的“第一书记”来到大槐树村之后，从被别人推着走到主动带领大家往前走，他完成了自己人生的蜕变。

　　这个角色的成功之处就在于，马向阳不是概念先行的符号，他用实际行动拒绝口号，拒绝假大空的说教，他身体力行地践行着一个党员应该做的最本分的工作。我们的创作也是从人物的真实塑造出发，没有特意地拔高、粉饰。在电视剧中，我们看到马向阳在刚开始下乡时，会好高骛远、耍聪明、抖机灵，他对农村一无所知，工作开展不了。在经历了最初的不适应和误解后，马向阳开始调整自己的出发点，改变自己的工作策略：带领全村人保卫具有象征意义的大槐树，在土地流转中为了村民甘愿牺牲自己的利益，等等。本来只想在大槐树村“凑合一年”的马向阳，在一个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挑战面前，激发了担当和责任意识，完成了个人成长的洗礼，也用真诚与汗水换来了村民的信任，在一个小山村完成了一个基层党员干部的职责。

　　党的职责是崇高的，党员干部需要历练和成长，才能履行好这种职责。电视剧中马向阳转变的过程是有机的，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党员在新的政治经济形势下实实在在的成长。因此我们用轻喜剧的形式来诠释人物，建构矛盾，希望表现出生活真实，塑造出一个有生活质感的真实的共产党员形象。如此，观众才会觉得人物可亲可感，我们塑造的人物也才能在带给观众审美趣味的同时，具有精神上的引领作用。（张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