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表了《行政长官普选办法公众咨询报告及方案》，正式确定了2017年特首普选政改的具体路径。从内容上看，它与此前所谓的“民主派”反对势力所希望的普选方案有着不小的距离。由于反对派议员在立法会中占据着一定的势力，该方案下一步能否在香港立法会通过，目前仍然存在着不小的疑问。

　　在香港社会政治和舆论高度异质化的情境下，围绕政改方案能否通过而产生的一系列博弈的激烈程度是可以想象的。不论是中央政府，还是一般内地民众，都对此高度关注，因为这不仅关系内地和香港能否携手共促繁荣，更关系到国家主权完整与尊严。

　　虽然不愿意看到香港在政改问题上继续扩大已有的社会撕裂状态，但是一直以来，中央政府都严格按照《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相关规定办事，并没有过分急迫地对香港施加法律之外的压力。这既表明了中央政府信守依法治港的承诺，也体现了处理香港政改之争问题的自信。相信大多数香港民众都能从自身利益和香港长治久安的大局出发，理性认识形势，不会被一小撮反对派关于普选的美妙谎言迷惑。

　　但是另一面，我们也不能因此过分束缚手脚。在《基本法》的总体框架内，大陆对香港可以发挥积极影响力的渠道是多样的，例如通过大陆高校来对香港社会施加积极影响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长期以来，内地与香港高校之间的学术与人员交流，一直都是一个重要的途径。内地完全可以，也完全应当在已有的基础上，深化两地高校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一方面，当前香港“反对派”人员的构成结构决定了香港高校是必须啃下的硬骨头。从“占中”活动来看，青年学生构成了“反对派”的主体。实事求是地说，虽然他们行为所造成的实际后果是非常消极的，但大多数的香港青年学生并非铁下心来要搅乱香港。之所以如此冲动，除了与年轻人易浮躁的性情有关外，也与其成长环境，特别是教育环境密切相关。“占中三子”中的两位——戴耀廷和陈建民，分别是香港最好的两所大学——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教师在课堂上对学生思想的影响力之大，人所共知。如果某些不负责任的政客式教师把课堂当成了自己贩卖私货、煽动学生的平台，其可能造成的后果可想而知。因此，对香港“反对派”本身要作分别对待：对一些意图明确的首要分子，要实行坚决的斗争；但对大多数受蒙蔽的青年学生，应当花更大的力气来做解释和争取工作。

　　另一方面，深化两地高校的交流与合作，大陆也具备了充分的条件。虽然香港大学等大学位居亚洲一流，但内地的许多顶尖高校也毫不逊色，完全可以进行平等的交流。相对政改等敏感话题有可能引起的舆论对峙，学术、大学等更能体现其作为天下之公器的特征，具有更强的“亲和力”。实际上，两地高校的交流近年来已经在相当高密度地进行中。例如：著名政治学者、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原主任王绍光教授就受聘担任清华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每年高考后，香港众高校都以优厚的奖学金挖去许多优秀考生；去香港读研究生的内地学子人数也不断增多。

　　在已有的基础上，内地各高校应进一步推动与香港高校之间交流朝多渠道、高层次、多领域的方向发展。具体而言，可以采取以下举措：

　　一是进一步扩大选拔内地优秀学子赴港交流计划。笔者此前就读的清华大学就与香港大学有各种层次的学生互换交流计划。笔者一位师弟去年就曾去港大进行了两个月的交流，他港大的不少学友就是“占中”等活动的直接参与者。但是通过交流发现，这些青年学生对大陆的认知水平总体上还是停留在想象的阶段，意识形态偏见的色彩浓厚。通过结成良好的同学关系，这位清华师弟现身说法，向港大的同学介绍了许多内地真实情况，成功改变了不少同学此前因为对内地的无知而形成的偏见。

　　二是提升内地高校对香港学子的吸引力。相对香港高校在内地学子中的受捧，内地高校在香港学生心目中的形象似乎略逊一筹，香港学生来内地交流的意愿并不是特别高。这一方面是由于香港学生对大陆的认知不足，甚至偏见造成的。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大陆高校在吸引香港学生赴大陆就读方面，所做的努力仍然不足。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政策的倾斜，不少成绩一般的香港学子都能够进入大陆较好的高校，这就给其他优秀的香港学子带去一个假象，即大陆高校的质量不佳，门槛较低。再加上大陆高校在奖学金及其他学生福利方面，确实力度不足，这对于香港底层的优质生源来说，那些提供丰厚奖励的欧美高校必然是更好的选择。基于此，为了改变大陆高校对香港学生吸引力不足的情况，大陆高校恐怕应当做出一些有针对性的调整，例如，教育主管部门除了继续推动更多大陆高校与香港高校建立起合作外，还可以通过减少招生名额，提高招生门槛，大幅度提升资助水准（至少要超过欧美的最高水准），提供优质就业资源等方式，来有效提升大陆高校对香港学生，尤其是香港底层社会优质生源的吸引力，让大陆高校成为香港底层优秀学子心中向往求学的“高贵”、“神圣”的殿堂。道理其实很简单，如果赴大陆读书就能改变香港底层优秀学子的命运，那还有多少人会拒绝来大陆呢？久而久之，这个良性的竞争将大大提升大陆高校在香港社会的“吸引力”和“认可度”。

　　简而言之，大陆通过多种渠道，不同方式对香港社会发挥更多积极的影响是接下来大陆必然会采取的行动。两地高校的交流与合作，作为一种思路，是一个现成的，阻力较小的，可预见有效的方式。当然，即便是这样的方式，也仍然需要对原有的政策细节进行再推敲，再思考。以此为鉴，其他旧有的方式恐怕也需要更多的思考和斟酌。香港问题的解决不在一朝一夕，但在乎一个个模糊、矛盾的细节问题的最终落地，而这最终的推动力不是香港社会，不是香港政府，只会是责无旁贷的中央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