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承认会向所打假企业索要赔偿，他说，打假与正义没什么关系，其实是一场商业交易，并且是公平交易。“这个才是正常的社会，别去标榜你多崇高和正义，那是骗人的。”每天都在想着维权的王海，给公司定了30万元的“打假起步价”。（3月23日新京报）

　　“打假第一人”王海打假二十年，如今开了4家打假分公司，团队有30多名成员，“去年的打假成本在400万左右，总索赔额理论上应该有1000万。”《新消法》出台后，消费者获赔偿数额增多，王海打算加大投资，“今年打算再买1000万的假货。”由此看来王海真把打假当成纯粹的生意，而且还大有不断发展壮大的势头。

　　面对王海此番表白，想必曾经或者仍然追捧、点赞“打假英雄”者会感到有些失望或不堪，不过，一方面，法无禁止即可为，王海打假赚钱不违法；另一方面，作为公民一员，从道德层面可以挺身而出，做一个“打假斗士”，法律层面却没有天然的打假义务，因而无论他是“以赚钱为手段，以打假为目的”，还是“以打假为手段，以赚钱为目的”，显然都无可厚非。

　　指望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王海式打假”遏制假货泛滥，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或者说捍卫市场正义，现实可能性无疑要打个很大的问号。低于30万元“起步价”不屑打，岂非让很多“苍蝇”吃下定心丸？按照法律规定，遇到假冒伪劣消费者可获三倍赔偿，王海通过商业化运作可索赔万倍，私下达成“和解”而“放虎归山”，相反可能令其变本加厉以赚回“被打假”的损失。

　　被王海放弃的打假正义谁来“补缺”？无疑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肃课题，之所以给补缺二字加上引号，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王海及其他民间打假力量才是补缺，履行打假责任、维护商业正义的“主渠道”理当是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恰恰是官方履职缺位或乏力，才催生了“王海式打假”和“王海们”的成就感，不但让“王海们”做大生意有机可乘，而且令消费者维权面临尴尬。

　　进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新时期，治理假冒伪劣固然需要“王海们”的拾遗补缺，但更需要相关监管执法部门有所为、能动作为，拿出王海打假的那份用心和睿智、执着和坚持，“以法治为手段，以打假为目的”，做法治的坚守者和称职的履职者。（范子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