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春藤盟校（Ivy League）由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布朗大学、达特茅斯学院和康奈尔大学8所大学组成，是美国著名的大学体育竞技联盟之一。常春藤盟校中7所大学成立于美国殖民地时期，具有相当长的发展历史，塑造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基础特征。2015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大学排名当中，常春藤盟校全部跻身前二十，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位列前三甲。

　　美国大学与传统西方大学并不相同，其法人治理有一个特征——“外行治理”的董事会，这是美国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目前，美国大学由外部人控制的董事会来影响大学决策，产生了多样化的法人治理模式。这一特征起源于北美英属殖民地时期，早期的实践就是殖民地学院的建立。美国早期继承了英国的社会制度以及法人实践，但由于殖民地恶劣的边疆环境，学术内部人不充足，只好推选当地有名望的公务人员与神职人员来扮演内部人的角色。这些公务人员大多毕业于英国名校，理解大学组织的运转方式，对大学也尽心尽责，所以这样具有“美国特色”的制度模式也就逐渐地固定并且延续下来。外行治理的董事会治理模式是美国大学法人制度现代化的第一次尝试。

　　现行美国大学治理结构中，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董事会成员中的身份、背景差异巨大，呈现了多元化的状态。根据统计，目前公立大学董事会中50％左右的董事具有商业背景，而私立大学中这一比例甚至占到53％。政府官员有时也通过“当然成员”的方式进入到决策层。董事会成员的多元化背景代表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美国大学发展历史是一个不断与社会、政府博弈的“现代化”过程，这一过程本质上是社会现代化在大学组织的反映。在这一现代化的过程中，大学通过“变”与“不变”游走在传统与现代之间，逐步将社会的现代性融入自身的学术传统，本土化的特征由此开始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显现出来。

　　现在的美国大学治理结构是一个横截面，是美国大学发展至今的一种实然状态。然而，大学治理的现代化经历了特别漫长而复杂的变化，多种由于社会发展带来的变化，都可视为大学的现代化转型：

　　第一个变化是校友进入了董事会。现代的美国大学治理结构中校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董事会和其他的学校运营中占有了很大的比例，这个变化过程同样非常漫长。早在殖民地时期的1757年，普林斯顿大学就有了吸纳校友进入董事会的尝试；而美国大学发展史上校友进入到董事会的第一次制度化规定，则是从1865年哈佛大学才开始的。

　　第二个变化是董事成员宗教身份的淡化。殖民地时期的美国大学都是有宗教背景的，董事会具有非常严格的宗教要求。但是到了美国独立战争之后，随着政教分离的推广，大学的宗教性质逐步去除。例如1926年布朗大学开始修改章程，把所有有关董事会成员身份的宗教条款从章程中删除，也删除了校长必须是浸会教徒的法定要求。

　　第三个变化是决策组织的专业化。由于现代大学的规模和需要决策的事务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大学，大学治理的现代化转型也体现在管理决策管理的精细化、专业化与科学化方面。一般大学和学院都成立了为董事会服务的专门委员会，受董事会直接领导，为董事提供科学决策的依据。目前经常设置的专业委员会有9大类，分别是：学校财务委员会、学校发展委员会、董事提名与治理事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学术事务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学生事务与校园委员会、基础建设委员会、投资委员会。

　　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大学筹款方式的专业化。传统大学筹款依赖于校长的声望和校友捐款，但是随着美国金融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一些学校成立了资产管理公司进行资本运作。以哈佛大学为例：2012年哈佛大学管理公司旗下资产为304亿美元，2013年上升至323亿美元，截止2015年6月30日，其资产规模已经达到了376亿美元，3年增长72亿。

　　综合来看，大学的现代化过程漫长而复杂，与社会变革一同发生，现代化的过程在本质上就是本土化的过程。大学组织与本土社会的融合就是制度现代化的过程，需要文化的参与，最终形成具有地域特征的学术组织。这再次论证了“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命题。

　　外部环境的塑造对现代大学治理是至关重要的，是本土化的一个重要环节。国务院新近发布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简称“双一流”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已经将建设高水平大学的运动放缓了脚步，展现了一种务实的政策趋势，意味着我们开始认识到大学现代化过程需要本土关怀和本土元素的支撑。

　　毫无疑问，“双一流”建设为我国建成高等教育强国明确了任务路径，再次明确了“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核心思想。从洋务学堂、京师大学堂、中央苏期大学等制度实践是中国在高等教育领域有非常深厚的制度遗产。在“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攻坚任务面前，我们需要依靠扎实的、基础性的科学研究来树立“自信”，借助西方大学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创造性地实现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

　　（周详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　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