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11日，美国国会大厦前的草坪上聚集了600多位美国人，他们用非暴力的方式高呼民主，抨击美国的民主制度。参与这次集会的，既有政治评论员，也有演员、导演、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还有一些穿着伯尼·桑德斯的衣服和标志的参与者。这就是在美国这个民主国家发生的“民主之春”运动。这是一场怎样的运动？有着什么样的诉求？未来如何？本文即围绕这些问题对这场运动进行简单的梳理与分析。

　　一、腐败民主已成众矢之的

　　这次被称为“民主之春”的运动始于此前的4月2日。这一天，150个美国人从费城自由钟出发，历时10天，徒步跋涉140英里到达首府华盛顿特区。从4月11日到18日，数千民众在美国国会大厦前的台阶上，采取了大规模非暴力行动。这个声势浩大的运动目的很明确：立即采取行动，结束政治上的金钱腐败，确保公民的选举权。“美国人民将不再接受目前的金钱腐败和压制选民的现状”。这一运动的发起者发誓，他们会扰乱那些候选人和政客的资金募集渠道、对腐败的辩护、新闻发布会，并最终毁掉他们参选的机会。他们号召更多的人加入到运动中来，“夺回失去已久的民主”。根据行动组织者的说法，这将会成为历史最大规模的非暴力平民反抗。然而，国会以沉默来回应愤怒的人群，而等待这些人们的，是随之而来的处罚：短短的几天时间，就有1400多人被捕。

　　这一运动并非偶然。如果说，上世纪60年代的“塞尔玛游行”、2014年“黑人的命也是命”示威抗议活动等还只是出于种族平等的诉求的话，那么，从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到这次的“民主之春”运动，普通人的力量越来越聚集起来。同时，对美国民主的反抗也越来越指向美国民主弊病的核心：资本对民主的控制。

　　“民主之春”的发起者看到：“我们的民主危在旦夕”。选举越来越被富豪们所主宰，看似民主的背后，实际上却是一场大资本、大财团的豪门盛宴。富豪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在政治竞选时挥金如土，决定谁来主持政府。正在进行的2016年美国大选已经变成了金钱主导、压制选民的一场游戏。金钱民主的腐败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了美国民主的核心原则，即“一人一票”的公民平等。在选举之后，大资本、大财团会继续操控关键问题的改革，包括经济分配、民主平等、气候变化、大规模监禁等问题。“民主之春”的参与者们看到，“如果我们不先挽救我国的民主，那么我们根本无法解决目前我国面临的迫切危机”。

　　资本对政治领域的渗透形成了积重难返的金钱政治效应，这在美国并不是一个新话题，而是已经成为美国乃至全球政治学、经济学者的共识。比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迈克尔·沃尔泽就明确指出：“当今美国最常见的无权形式来自金钱在政治领域的统治”。在他看来，财产权力的无尽扩张、富人政治的故事在每个社会阶段都在上演或再现，有着深刻的渗透性影响。那些没有钱的公民越来越深信不疑，甚至成为一种意义深远的信仰，那就是“政治根本不给他们提供任何希望”。

　　事实上，美国公民对资本对民主的这种渗透感到无助，变得越来越不相信政治。英国著名政治学者安东尼·阿伯拉斯特早就指出了这样一个情况：强大的利益集团渗入民主，穷人越来越认为没有必要再支持民主了。他认为，有大量证据证明这种情况已经在英国、美国这样的国家发生了。“政治家对安抚富人的热心，还有财富和政府的密切联系让许多社会底层的人确信不值得投票了：‘政治不能带给我们任何东西’”。

　　在西方国家，资本对民主的扭曲是全方位的。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法国思想家雅克·德里达就明确指出了这种经济扭曲民主的表现。他认为，选举的代表制或议会生活并不是惟一被为数众多的社会—经济机制所扭曲的，但是，它在一个极度混乱的公共空间中的动作已越来越艰难，这种混乱不仅是由电视技术的传媒工具、信息与通讯的新节奏以及各种设备和后者所代表的各种势力的速度造成的，而且它因此也是由它们所挪用的各种新模式、它们所产生的事变和事变的幽灵性的新结构造成的。

　　拥有强大经济资源的资本家为了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不可能不控制民主，让民主为少数有钱人服务。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戴维·施韦卡特，在《反对资本主义》一书中列举了金钱控制民主程序的七条渠道，比如设立私人基金和机构、圆桌会议、动员媒体、制度性的广告宣传、贿赂政客和其他政府官员、为竞选运动提供大笔资助、雇用专业说客向获选官员施加压力等等。有的时候，这些方法是单一使用的；更多的时候则是混合在一起使用的。这些方法足以筑起坚固的壁垒，以保证资本对民主的绝对控制。这些方法都体现为一个特征，那就是金钱侵蚀下的民主，而这也正是此次“民主之春”运动的矛头指向。

　　二、对民主人民性的基本诉求

　　面对资本对民主的全方位渗透，人们不但开始思考，而且越来越通过行动把这个问题提升到了公开辩论的高度。

　　与这次“民主之春”运动相联系的，还有规模庞大的全民动员“民主觉醒”，它与“民主之春”有区别，但又紧密相关且相互支持。这一运动包括游行、宣讲会、直接的运动训练、争取民主以及其他一些试图唤醒国会的良心的非暴力运动。然而，国会对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民主之春”运动可以说就是针对国会的这种无动于衷采取的一场运动。“民主之春”的领导人声称，我们对国会的共同要求是，立即采取行动，结束政治上大财团的腐败并确保选举的自由与公平，使每位美国公民都拥有平等的话语权。这直接落实在一些具体的要求上，比如，实现健全的市民资助的选举、反抗压制选民、授予市民普选权等要求。“民主之春”运动预备了至少4个被认可的改革法案，包括要求通过投票权推进法、通过选民授权法、民治政府及公平选举法令等法律提案，甚至提出全民民主的宪法修正案。

　　在“民主之春”运动中，人们发布了《平权宣言》作为这一运动的指导。该宣言宣布：“我们的政府在政治上应免于大财团的腐败影响，而全心全意依靠人民。我宣布我支持兴民主、反腐败的改革，包括投票权保护、公民导向的选举以及修订宪法推翻公民联盟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根据这一宣言，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运动的诉求非常明显，那就是兴民主、反腐败，其直接目标是反对金钱政治和腐败选举，最终的目标是实现民主的人民性。

　　此次运动将矛头直接指向金钱政治和选举腐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民主之春”运动采取了“授权+破坏”的双重策略：从正面来看，他们要支持那些拥护人民选举的候选人，拥护那些签署宣言的人作为改革的领导人；从负面来看，他们会揭露那些拒绝签署宣言，仍然试图捍卫腐败政治制度的人。这些行动包括扰乱募捐活动、辩论、新闻发布会以及竞选活动，最终会毁掉他们参选的机会。他们警告那些维护金钱腐败和压制选民的人，会让他们“付出政治代价”。

　　“民主之春”运动表现出了民主人民性的倾向。这场运动不是任何政治候选人或党派发起的，甚至与之没有关联。同时，这一运动也超越了意识形态，既不是进步的，也不是保守的运动，发起者们将之界定为一个“美国运动”，号召所有人共进退，无论是进步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共和主义者、民主主义者、独立自主者、还是自由主义者，只要他们“希望政府对选民而不是大财团利益负责”。这次运动由120多个组织联合发起，其中包括“能源行动联盟”、“零售商、批发商和百货公司联盟”、“美国学生联合会”、“美国告急”、“民主很重要”等组织。

　　“民主之春”运动有着明确的计划，非暴力反抗运动只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就是发起签名支持，将《平权宣言》发送到各个州，敦促候选人宣布对民主改革的支持。第三阶段会让候选人做出选择，是站在人民的一边，还是与亿万富翁竞选的赞助方站在一起。第四阶段直接进入“授权+破坏”的环节，将支持那些签署宣言的人，揭露那些支持腐败的人。第五阶段就是发起一个运动，使2016年选举在民主和富豪之间做出选择，为推动2017年的根本改革创造条件。“民主之春”的参加者们试图通过他们的努力，把2016年变成一次公决：美国的民主是为“每个人服务的民主”，还是“为少数富人服务的财阀统治”！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民主之春”运动寻求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产生影响。根据运动组织者的计划，“民主之春”下一步会形成一个新的运动组织，引领具有献身精神的领袖们组成“国家协调委员会”，这些领袖对这场斗争充满了激情。

　　与其他美国民权运动一样，“民主之春”主张“非暴力”的解决方式。运动的组织者承诺不会使用暴力，无论是语言上还是身体上；不会破坏或损坏任何财产；不会携带武器或任何形式的物理防护用具；不会戴口罩或任何遮住脸的物品。

　　三、西方民主改革的渺茫前途

　　应该说，“民主之春”运动的组织者仍然对这个国家抱有希望，希望通过号召广大公民行动起来，为实现真正的民主做出努力。然而，就美国民主目前的情况来看，民主改革的前途是渺茫的，看不到希望。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生前就指出了美国政治的诸种不民主之处，同时，他也对改革政治制度以推进民主表示非常悲观。他曾经跟自己的学生讲，他这辈子是看不到美国民主改革的可能性了。10年前的预言不幸言中，直到今天，美国的民主改革仍然是遥遥无期。

　　“民主之春”运动可以归结为一场资本与民主之间的较量，大财团、大资本对民主的控制是其直接的表现形式。由此出发，我们可以总结出四种可能，即：从民主对资本主义的作用来看，民主既可能支持资本主义，亦可能颠覆资本主义；从资本主义对民主的作用来看，资本主义既可能支持民主，亦可能颠覆民主。在没有任何限制性条件的情况下，这四种可能都是理论上的；然而，在特定的条件下，这四种可能性又都有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

　　在一些自由派看来，除了资本主义，没有什么能够同现代民主契合的经济体制，甚至可以说，没有这种资本主义制度，民主是不可能的。自由派学者哈耶克、路易斯·哈茨、彼得·伯杰等都对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关系持乐观态度。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是民主的基础，民主与资本主义是相辅相成的，资本主义与其广为散布的精神一起必定是民主的。哈耶克指出：“如果‘资本主义’在这里意味着建立在自由处置私人财产基础之上的竞争性制度，那么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只有在这种制度下，民主才是可能的。”

　　然而，人们看到的事实是，民主越来越受到资本的控制。多数学者看到，作为经济规则的资本主义与作为政治规则的民主制度存在着冲突一面。从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出发，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指出了两者之间关系在当代社会的尴尬局面：我们生活在一个资本主义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个曾经似是而非的经济模式从赤裸裸的非规制的资本主义发展成为混合的资本主义；同时，我们还生活在一个民主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哪个政治领袖或是政治活动家无所不用其极地呼吁民主。因此，民主为我们所欲，而资本主义又是我们已经得到的；然而，资本主义民主却并非轻而易举，让人欢欣鼓舞，甚至可能不是一个可以长治久安的混合。

　　在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卢梭就认为私有制破坏民主并导致专制。他指出，随着私有制的出现，贫困、两极分化、奴役和不平等就产生了，并开始了对财产和财富的滥用。从富人对财产的暴力占有中产生出了对所有权和不平等的法律确定。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在其著作《平等与效率》也指出，由于平等和效率之间的冲突始终是不可避免的，仅仅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和民主的确是一种最不可能的混合物”。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曾经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服从的是自身的逻辑，因此，它不会立刻就接受这些要求十分严格的前提。”这实际上明确地指明了美国“民主之春”的结果。试图使大资本、大财团放弃对民主政治的操控，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资本横扫一切的社会中，一切都被裹胁在金钱里，任何反抗看起来可能都是无益的。

　　民主派最担心的是资本主义的力量过于强大，而使民主规则发生扭曲。资本有着自己的规则和倾向，追求资本效益最大化，在得不到有效制约的情况下，它必然会侵入政治领域，甚至破坏人民主权，侵犯多数原则。正如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明指出的那样，“民主正被掏空了一切实质内容，而落入市场的股掌之中”。这可能正是“民主之春”的组织者所看到的，而“民主之春”所反对的，正是资本对民主的这种控制。

　　那么，民主有没有可能摆脱资本的这种控制呢？答案是否定的。在资本的强大压力下，民主一定会被控制。美国学者爱德华·路特瓦克把经济自由主义视为一部公众利益和民主的绞肉机，这部绞肉机同经济全球化的力量结合在一起，产生了一种“涡轮资本主义”。本来，在民主的控制下，资本主义是一种受控的资本主义；然而，现在，资本主义却视金钱为宗教，一味地追求暂时的经济效益，以资本淹没民主，不仅使自身失去控制，而且使社会失控。不仅如此，人们还看到，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这种涡轮资本主义走出西方国家的范畴，正在征服全球。

　　资本对政治的过度介入实际上成为一场“政治私有化”的过程，它必然会带来民主的失落。在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规则是最根本的游戏规则。私营部门必然会把目标锁定在赢利上，一旦任由他们进入政治领域，掌握制定规则的权利，这些私营部门就一定会利用自己的权力去垄断或者维护自己的地位，民主也成为一项可以买卖的权利。尽管这些私营部门可能会以各种社会责任，甚至是道德责任的方式来掩盖这一事实，制造幻象，但其本质是不会改变的。

　　马克思很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代的资产阶级财产关系靠国家权力来‘维持’，资产阶级建立国家权力就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0页）说到底，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权力只是资本的工具，它的民主也只是资本规则的附庸。这种政治经济的复合建构注定了“民主之春”前途渺茫，脱离大资本控制的民主在美国现今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的。

　　（佟德志 天津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