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这三年，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格局基本形成，且使我国社会精神面貌发生了可喜变化。这其中，蕴含着习近平治国理政的经验和智慧。

　　一、问题意识---目标导向---刚性执行

　　领导干部从政一般有两种思路。一是注重眼前看得见摸得着见效快的“显绩”；二是注重破解我国发展进程中面临的矛盾和问题的“潜绩。”一些领导干部多注重第一种思路，遇到矛盾和问题绕着走；习近平治国理政也注重第一种思路，但更加注重第二种思路，敢于直面并注重破解我国发展进程中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具有真正的“问题意识”。习近平指出，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问题意识”贯穿于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他提出的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都致力于破解“四个全面”中的矛盾、问题和难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在解决各个领域的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重点在于补齐短板。问题倒逼改革。全面深化改革，就是针对问题而进行的，其中最根本的问题，是体制机制弊端和利益固化的藩篱。全面依法治国，就是要解决我们所面临的种种相关问题。全面从严治党，主要是针对过去一定时期我们治党失之过软过宽过松而产生的诸多问题而言的，是针对我们党面临“四种危险”这一问题而被强调的。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都是针对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而提出的，“问题”中呈现思想，思想中蕴含着“问题”。由此，要理解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首先要了解他所要解决的问题，只有了解他所关注和解决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他的治国理政的思想。

　　习近平直面问题在本质上是为了解决问题，进而实现其治国理政的目标。目标是在解决问题的进程中逐步实现的，在解决问题进程中也在逐渐实现着目标。或者说，要实现目标，必须首先解决问题。所以，习近平的“问题意识”和“目标导向”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习近平那里，其治国理政特别注重确定目标。其所要实现的目标，就是“两个一百年”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都紧紧围绕这一奋斗目标而展开的。把握目标，对把握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及其实质最为紧要或关键。

　　目标确定之后，实践和实现是最为关键的。要实现奋斗目标，就首先要落实和完成一个个具体任务，而要顺利完成诸多具体任务，就必须具有刚性的执行力。这是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尤其是教训得出的结论。历史和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具有刚性执行力，什么时候就能顺利实现我们的历史任务和奋斗目标。由此，习近平特别注重并要求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具有刚性的执行力。如他强调指出：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因而，要具有钉钉子的精神，要抓铁有痕、踏石留印，还要做到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从十八大以来这三年可以看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方面，在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方面，都具有刚性的执行力。

　　二、破解难题---建构秩序---唱响中国

　　我国“蛋糕”相对做大以后,中国式现代化就进入了如邓小平同志所讲的“发展起来以后”时期，从学术上也可将其称之为“表达诉求、矛盾多发、攻坚克难”时期。当今，民众的权利诉求、民主诉求、参与诉求和公正诉求等日趋觉醒和增强。民众维权、协商民主、民众网络参与等现象的兴起，皆是如此。民众表达诉求日趋觉醒和增强后,需要精准且合理满足。满足，需要主观和客观条件。然而，在当今我国,不仅在客观上，人均资源占有率还比较低,资源配置也不够公平,而且在主观上，一些民众的文明素质也不是很高，如多讲权利少讲义务，多讲利益少讲担当，多讲民主少讲法治，多讲自由少讲纪律，多讲自主少讲责任，多讲个人利益少讲公共利益，多讲索取少讲奉献，多讲表达诉求少讲合理合法，结果难以真正或完全满足民众各种各样的诉求，进而会产生各种矛盾,这就进入了矛盾多发期。亨廷顿指出，现代化会伴随风险、引起不稳定。有的思想家认为，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会进入“风险社会。”面对矛盾和问题，我们一些人缺乏问题意识和担当精神，回避和掩盖矛盾，使矛盾“堆成山”，积重难返，成为“难啃的硬骨头”，严重阻碍着我国现代化发展进程。因而，这一时期也是攻坚克难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正在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也要积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进而为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即“伟大梦想”而奋斗。在这“三个伟大”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既面临一系列矛盾和难题，也要破解影响发展稳定的体制机制弊端和利益固化藩篱等影响中国发展命运的“命运性问题”，还要破解我们党面临的“四种危险”。这意味着新一届党中央是踏着“尖刀”前进，在攀登一座没有探测过的险峻“高山”。就是说，新一届党中央面临的困难、挑战、风险是非常严峻的，打得“铁”非常坚硬。这是新一届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大背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是打“铁”（破解难题）的主体。既然我们共产党人所打得“铁”相当坚硬，那么，中国共产党人自身必须硬。由此，习近平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的干部队伍总体上是在积极干事业的。然而，当今一些党员干部自身还不是很硬，存在着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种危险”。不破解难题及“四种危险”，我们就无法前行。当务之急且最为关键的，就是要破解“四种危险”，全面从严治党，使我们党自身真正硬起来。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首先把破解“四种危险”并使自身硬作为治国理政思路的突破口。针对“精神懈怠”，强调“硬在精神。”习近平强调，理想信念是我们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要凝聚共识，凝聚改革合力，汇聚社会正能量；要积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针对“能力不足”，强调“硬在能力。”习近平强调，要减少应酬之风，强化学习之风，建立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组织；要克服本领恐慌，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积极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针对“脱离群众”，强调“硬在作风。”习近平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求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还强调领导干部要做到“三严三实。”针对“消极腐败”，强调“硬在纯洁。”习近平十分注重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强调在反腐倡廉上要敢下重手，把权力关在制度笼子里。总之，最为关键的就是要抓好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这一“伟大工程”，使我们党从精神、能力、作风、纯洁等方面真正硬起来。习近平指出，我们的责任，就是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

　　破解难题谓之“破”。在注重“破”的同时，习近平也注重“立”。破与立相辅相成，破是为了立，为立提供前提，立是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破。习近平十分注重立，具体体现为他致力于建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新秩序。在他那里，这种秩序主要体现在：基于公平正义价值观，既注重分配制度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又力求使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平衡和治理协调、配合，也使党政主导力量、市场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协调并形成合力，还运用法治和德治两种方式约束人的行为，最终形成一种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的社会环境和氛围。

　　在破解难题、建构秩序的进程中，习近平还十分注重唱响中国。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注重从正面奋力唱响中国梦、中国道路、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等“中国声音”，使中国梦、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真正发挥作用并产生积极影响，从而彰显“中国元素”，树立“中国形象”，坚定“中国自信。”中国道路担当“实现路径”角色。无论是搞革命、搞建设、搞改革，道路问题都是首要根本问题，它关乎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习近平既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而且要求研究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中国精神担当“精神支撑”角色。实现中国梦，既要在物质上强大起来，也要在精神上强大起来，即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增强人的精神力量。“精神力量”也可以变成“物质力量”。民族无魂不立，国家无魂不强。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实现中国梦，必须有精神支撑。当今我们面临精神懈怠的危险。我们党提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实质，就是既解决我们一些人的精神懈怠问题，又要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中国力量担当“根本依靠”角色。在社会阶层、利益主体和思想观念日趋多样化的背景下，在世界格局大调整的国际视野中，实现中国梦，如何凝聚并充分发挥好社会各个阶层、全国各族人民和每个人的积极力量，就成为习近平治国理政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为解决这一课题，就国内而言，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凝聚力量，主要包括政府力量、市场力量和人民力量，使之形成合力；就国际而言，他强调既“韬光养晦”又“积极作为”，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理念的新型国际关系及外交新格局：围绕“和平发展”理念，建构好中美、中俄“新型大国关系”这两个重“点”；围绕“合作共赢”理念，实施“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搭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两条“线”；围绕“文明互鉴”理念，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互联互通，打通欧亚大陆桥这两个“面”；围绕“亲诚惠容”理念，建设好周边外交这个“局”。如今周边外交在中国对外关系布局中最为重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始于周边，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始于周边，打通欧亚大陆桥始于周边。最终目标，是实现多极制约和掌握国际话语权，从中显示“中国力量。”

　　三、发挥比较优势---补齐发展短板---打牢发展支点

　　要使治国理政达到科学化水平，就必须发挥比较优势，补齐发展短板，打牢发展支点。

　　发挥比较优势。个人可以靠自己的比较优势得以立足并成长起来，国家亦即如此。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具有当时的比较优势——丰盈的江河、肥沃的土地与高度集中的权力;日本之所以战后迅速崛起，新加坡之所以具有国际竞争力，主要是因为它们具有人力资源开发的比较优势;当今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则首先是它具有创新人才、创新技术以及金融立国等比较优势。古往今来，中国究竟具有怎样的比较优势?首先就是能够集中资源和力量办大事，即如果决策正确，权力高度集中的政府行政体制能举国力办成事关中国发展命运的大事。这种体制在引领社会方向、组织社会资源、动员社会力量和控制社会矛盾方面，在攻坚克难和凝聚力量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效率往往比较高。中国历史上许多朝代能在世界领先，新中国成立后很快奠定了国家发展的基础，1978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决策正确并能举国力办大事。1978年以来，我国最大的比较优势亦即核心利益、核心竞争力，就是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治国理政，应发挥好这一比较优势。正因如此，习近平治国理政，特别注重并强调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补齐发展短板。优势的反面就是短板。能举国力办大事，表明我国具有高度集中的权力，而权力过于集中而又缺乏有效制约，就易导致权力至上。一直以来，中国发展的最大短板，就是权力至上而又缺乏有效制约的官本位。中国社会是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权力社会。在这一社会，权力至上、自上而下、逐级管制、缺乏制约；在这一社会，权力高于能力，关系大于能力。显然，这种权力社会易扼杀人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严重阻碍着中国发展的步伐，导致中国发展的缓慢和落后。在当今中国，这种权力至上的官本位易导致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危险。治国理政，应努力补齐这一短板。习近平总书记执政最鲜明的一个特点，就是努力补齐发展短板，大力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他强调要努力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短板，也是如此。尤其他提出的“精准扶贫”思想，更是如此。习近平的“精准扶贫”思想包括“六个精准和五个一批”。“六个精准”是指“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和脱贫见效精准。” “五个一批”是“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易地搬迁安置一批，通过生态保护脱贫一批，通过教育扶贫脱贫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这些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某些短板而提出的。可以说，补齐短板，是其治国理政的一条十分突出的经验。

　　治国理政还要打牢发展支点。发挥“集中资源和力量办大事”这一比较优势，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党政主导，注重党政主导力量，在当今，同时还要注重市场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克服权力至上且权力高于能力的短板，要求我们既注重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的创新驱动，又注重民主监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事实和本质特征，就是把党政主导与自主创新结合起来，且注重一系列基本的矛盾双方的结合。由此，治国理政就必须打牢六大支点：党政主导；市场支撑；人民主体（自然包含民族凝聚）；自主创新；二基结合；民主监督。这六大支点构成了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六大支柱。习近平治国理政，特别注重打牢这六大支柱。他既注重使党政主导力量、市场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协调并形成合力，如他强调要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凝聚人民力量，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又注重运用战略思维和辩证思维，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一系列基本的矛盾双方相结合、协调；也强调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由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走向创新驱动，推进“自主创新”；还强调民主监督，注重民众参与。

　　四、哲学思维---顶层设计---凝聚力量

　　中央政治局就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了集体学习，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努力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还指出，领导干部要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看家本领。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治国理政实践中，特别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尤其是历史思维、系统思维、辩证思维、战略思维、创新思维和底线思维，来分析解决治国理政中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深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

　　习近平治国理政面临的时代性课题，是如何在推进中国整体转型升级过程中，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有效破解这一时代性课题，需要确立一种全新的哲学思维方式。这种哲学思维方式，在习近平那里，可概括为“战略辩证法。”具体来说，在中国整体转型升级中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本身首先是一个战略性课题。战略性课题就需要运用战略思维来分析。作为治理世界上超级型大国的我们党的总书记，习近平特别注重以新兴大国的战略思维来思考问题。在中国整体转型升级中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有许多矛盾需要有效解决，有许多关系需要正确处理，有许多难题需要积极破解。要做到这些，就需要确立辩证思维。由此，在治国理政中，就需要运用战略辩证法。习近平是一位战略家，在治国理政问题上，他特别注重从战略上进行思考和谋划，如他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他又是一个善于运用辩证思维来处理战略实践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关系，如对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阐述，对“四个全面”之间关系的论述等。

　　我曾讲过，战略辩证法，指的是在战略谋划和实践中运用辩证法，或把辩证法运用于战略谋划和实践中，在战略中有辩证法，在辩证法中有战略。战略辩证法实际上要求确立历史辩证法、创新辩证法、系统辩证法和底线辩证法。

　　战略辩证法要求注重历史思维。它力求把“战略”和“辩证法”置于历史发展过程中进行思考，战略辩证法就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战略辩证法，它既要求尊重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及其本质，又要求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发展规律，还要求有效化解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种种矛盾和关系。违背历史思维的战略辩证法是空洞的战略辩证法。习近平关于中国梦的思想，关于中国道路的思想，以及对新一届党中央治国理政的理论与路线方针政策的论述，就是基于中国历史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在战略上进行辩证思考且辩证处理各种矛盾关系的基础上，而提出来的。

　　战略辩证法既体现战略思维，又体现辩证思维，它力求积极破解战略中的种种矛盾关系。战略思维，就是对具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长远性的问题、关系进行科学谋划的思维方式；它意味着时间维度上的长远考虑，跳出眼前从长远看眼前；空间维度上的全局谋划，跳出局部从全局看局部；系统维度上的整体布局，跳出部分从整体看部分；它致力于解决根本性问题，努力占据发展的制高点，进而具有战略定力。辩证思维，就是注重矛盾分析，抓住矛盾尤其是主要矛盾；注重矛盾双方的相互作用，在注重矛盾双方对立的时候不忽视二者的统一，在注重矛盾双方统一的时候不忽视二者的对立；注重全面、联系和发展地看问题；注重透过表象揭示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习近平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其哲学基础就是战略思维和辩证思维。

　　战略辩证法要求并体现创新思维。辩证法在本质上是批判的、革命的，它内在要求推进创新。实现战略目标必须注重创新，它是在创新中逐步实现的，缺乏创新，就无法实现战略目标。战略辩证法要求对事物做全新思考，对结构做全新调整，对活动做全新谋划，进而寻找新思路，打开新局面，开创新境界，提升新水平。习近平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具有战略性，它是实现我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关键，又具有辩证性，它要求我们必须辩证处理好党、国家、市场、社会和公民之间的关系，还具有创新性，他是国家治理模式的一种创新。

　　战略辩证法要求并体现系统思维。战略是在把握事物的整体及其结构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缺乏对事物整体及其结构的把握，就不会有好的战略思维，也不会有好的战略理论与实践；辩证法内在要求处理好整体与部分、结构与功能的关系，否则，就不是辩证思维和辩证法。习近平所讲的全面深化改革以及“四个全面”，就充分体现了系统思维。

　　战略辩证法也要求树立底线思维，即要积极主动与有效应对各种挑战、风险和困难。凡属战略思维和辩证思维，都要求凡事从坏处准备，积极主动应对，努力争取最好结果。它意味着要树立问题意识、危机意识、效果意识和边界意识，遇事从容应对，牢牢掌握主动权。习近平所注重的反腐倡廉建设，所注重的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所展开的有积极作为的外交，就是注重从坏处准备，积极主动应对，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它既体现战略辩证法，也体现底线思维。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切都要从头做起。这时，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要摸着石头过河。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积累了一些经验，而且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也进入了各种因素和力量都要竞相发挥作用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就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各项事业进行顶层设计。所谓顶层设计，就是精准研判实际，做出科学决策，确定正确理念、目标、思路和战略布局。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工作方针，是领导干部的一种最基本的工作方法。习近平反映历史发展和实践发展新趋势新要求，运用哲学思维，注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各个方面，对治国理政进行顶层设计。他提出的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就是进行顶层设计的结果。

　　顶层设计确定之后，凝聚力量实现目标是关键。在社会阶层、利益主体、思想观念日趋多样化的情景下，更是如此。由是，习近平十分注重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共同价值观、中国梦的共同梦想、外交战略的合作共赢等，来凝聚力量，包括凝聚党政主导力量、市场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从而为实现顶层设计提供了力量支撑。

　　五、党政主导---市场支撑---人民主体

　　结构转型，是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1978年以前一段时期，我们实行的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那时，虽然我国取得一些成就、甚至在某些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但整体效率还不是很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1978以后，我国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开创是从结构转型开始的。1992年，我国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方向。市场经济的出现，逐渐打破了我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使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开始实行转型，这种转型，首要体现在市场力量在增长。随着市场力量的生长，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使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不断增强。因为市场力量的生长，会不断增强人们的主体、独立、自主、平等、民主和参与意识，进而会使人们的各种诉求觉醒和增强。目前，人民的民主、参与程度的增强，就是人民主体力量增强的具体体现。随着市场力量、人民主体力量的不断增强，便内在要求政府转变传统职能，由管制型政府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且仍具有主导作用的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这样，整个中国的社会结构就会发生如下变化：即形成党政主导力量、市场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构成的新型社会结构。这种结构，是我们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精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注重党政主导力量、市场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而且注重这三种力量之间的协调并形成合力。只有协调并形成合力，才能真正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才能真正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相对优势和影响力。实际上，1978年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之所以取得一些巨大成就，就与这三种力量的正确发挥及其一定程度上的协调并形成合力有关。党政主导力量，使我国能集中资源和力量办成了许多具有国内外影响力的“大事”，大力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如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发展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铁，航空航天事业也得到快速发展，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等。市场力量，把民营企业、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解放和发展了经济生产力。人民主体力量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不仅体现在广大基层劳动人民群众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做出了奉献（如廉价劳动力成本的“红利”和牺牲精神），而且也体现在他们是城市、农村及各行各业的具体建设者。没有他们，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也不会有当今我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正因如此，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提出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质，首要就是正确处理党、国家、市场、人民之间的关系，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与党政主导力量、市场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的正确发挥及其一定程度上的协调并形成合力有关，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大量问题，却与党政主导力量、市场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未得到充分正确发挥及其不协调且未完全形成合力有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权力阶层与资本阶层的某些人相互勾结，既侵蚀了党政权力，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又侵蚀、扭曲了市场机制，还损害了一些劳动人民群众的利益；二是一定意义上存在着资本占有劳动的现象，挫伤了一些劳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三是一些党政干部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导致一些群众对某些党政领导干部不满，甚至影响到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公信力。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首要必须从这“三种力量”入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历史使命和根本任务，就是要进一步激发这三种力量的正能量及其活力，并使其协调发展且形成合力。

　　党政主导力量、市场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的协调且形成合力，是中国成为强国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三大根本支柱，是中国参与国际竞争并拥有国际话语权的三大根本支柱，是建构中国话语体系并形成一种新型文明的基石、核心。建构起这种话语体系及其新型文明，就与美国的资本文明和欧洲的公民社会文明具有相对比较优势，也是我们充满自信的根本所在。由此，要围绕中国实践、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理论讲好中国故事，建构中国话语体系，发出中国声音，就必须集中围绕党政主导力量、市场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的协调且形成合力而展开。

　　正因如此，习近平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根本要求，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决不能动摇。由此，必须全面从严治党（在他看来，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必先治吏，治吏必先治权，治权必须全面从严）；还强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取向；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就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这意味着习近平抓住了治国理政的根本及其哲学精髓，由此也成为他治国理政的一条根本经验。

　　六、把控方向---战略定力---充满自信

　　把控方向，主要指无论东西南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具体说，就是在根本政治方向问题上不能出现颠覆性错误。在习近平那里，就是要坚定不移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不移地走中国道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在这些根本问题上，是不能出现颠覆性错误的。

　　正确的政治方向确定之后，要坚定不移地坚守，这叫做“战略定力”。习近平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具有战略思维和战略定力。他注重对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问题进行科学谋划。此外，他还致力于解决影响我国发展全局的“命运性问题”，如党内不良作风和腐败问题，在这方面很具有战略定力。

　　习近平对确定的正确政治方向不仅具有战略定力，而且充满自信进而敢于担当。他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充满着自信。他说，现在，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这一目标了，到2050年，这样的奋斗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他对我们确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也充满自信。正因如此，他注重使用“中国”二字，如“中国梦、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声音和中国话语”等概念。习近平也对自己充满自信。在今天这个时代，特别需要懂行的专家来治国。现在，不懂行、缺乏职业素养的领导干部也有。如果缺乏专业水准和职业素养，就容易把工作搞砸。因此，当今时代需要专家治国。当然，还应具有综合的知识结构。既有专业水准，也具有综合的知识结构，是今天领导干部必备的素养。习近平同志爱学习、爱读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比较熟悉，精通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同时对哲学、经济学以及历史有所了解，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比较喜欢。这是他充满自信且敢于担当的心理基础和能力基础。其实，作为治理这么大的国家的党的总书记，充满自信且敢于担当，对其治国理政是尤为重要的。只有充满自信且敢于担当，才会具有战略定力，只有具有战略定力，才能把控好政治大方向，也才能避免在根本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

 

　　(中共中央党校副教育长 韩庆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