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法国记者郭玉未获中国政府续签签证一事引发国内外舆论关注。非常巧，郭玉在中国工作生活了十五年，我在法国也正好待了十五年。这十五年，我目睹了中国的迅速崛起和法国的加速衰落。还记得，刚到法国即被其物质文明所震撼：快速舒适的高铁、校园里密密麻麻排满了看着就头晕的私家车，以及人们手中漂亮多样的手机——我人生第一部手机梦就是在法国圆上的。

　　今天，中国早已是世界第一高铁大国、世界汽车最大销售国、手机拥有量全球第一。如果这还不足以说明中法之间此消彼长的差距，那就看看下面这个例子。2000年去法国留学需要十万人民币，约合一万欧元，当时这可以在山东的二线城市（滨州）买两套房子。15年过去了，到法国留学依然是10万人民币，但今天这个费用中国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都拿的出来。我们当然可以说人民币在国内的购买力大大降低，然而同样的10万人民币，已经大大贬值的人民币，现在竟可以折换到1.5万欧元！从国际汇率的角度看，人民币国际购买力升值可谓惊人！这背后只能说是十几年来两国发展的差距甚至中欧（盟）之间发展的差距之巨大。

　　然而，很可惜、很遗憾乃至“不可理解”的是，法国记者郭玉在中国生活了十五年，竟然根本看不到中法之间在进步上的差异——她在中国十五年，批评了中国十五年，根本感觉不到法国的衰退和中国的腾飞——难道她的欧元工资大幅缩水也感觉不出来？作为一名记者，难道不应该客观批评一个加速落后的国家、肯定一个飞速上升的国家？更何况落后的国家还是自己的母国！

　　根据中国自由派的观点，爱之切才苛之切，因为爱中国所以才激烈地批评中国。中国的自由派面对中国如此巨大的进步尚且批判至上——据说他们的理论来自西方，何以一个来自西方的记者面对自己国家的退步和中国的进步却采取了完全相反的立场？

　　不过以我在法国生活十五年的亲身体验，郭玉现象并不令人意外，有其“合理”存在的基础。

　　离开北京前的郭玉

　　这首先和欧洲文明有关，大概这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既追求利益又追求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文明。

　　你看今天的中国、美国（含同文同种的英国）、俄罗斯，国家利益都是第一位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都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举个例子，虽然中国一向反对以色列在中东的政策，但以色列非常乐意和中国打交道。因为中国从来不会在会谈中提出与中以两国无关的事情。美国更是如此，只要国家利益需要，它可以扶持本·拉登，扶持萨达姆，但又在国家利益需要的时候可以将他们一一灭掉。所以，1988年中越在南海发生海战，美国一声不吭（苏联强烈谴责）；2014年中国因派探测油井到南海与越南再次交恶，美国却立即跳出来站到越南一边（俄罗斯保持沉默）。

　　欧洲文明的这种例外性导致许多精英人士不接地气，看不到客观事实，而是坚定地从自己的主观意识形态出发。所以对于郭玉而言，哪怕这十五年自己的国家都成了欧洲的定时炸弹（《经济学人》封面文章的结论），中国都成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在她眼里，中国仍然一无是处。这反过来也有助于中国去理解法国何以如此越来越快地衰败，何以一年两次就在戒备森严的首都发生大规模恐怖袭击——简直是国耻，何以欧盟同时发生了这么多问题而束手无策。

　　当然，普遍性之外也有特殊性。具体到郭玉，不得不谈到《新观察家》这份杂志。《新观察家》成立于1950年4月13日，前身是《政治经济文学观察报》，其一开始对自己的定位就是“战斗”的报纸。只是在80年代陷入财务危机后开始软化立场，以新闻杂志的形式报道社会、文化和经济，但其骨子里的战斗基因并未改变。以战斗基因报道新闻，其主观性可想而知。

　　进入二十一世纪，很值得一提的事件是2011-2014年间担任《新观察家》主编的是法国现任《解放报》主编劳伦·乔夫兰（Laurent Joffrin）。凡是了解法国媒体的，大概都会恍然大悟。因为《解放报》向来以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著称，西方常指中国“只有宣传没有新闻”，其实这句话非常适合《解放报》。说句客观话，中国媒体自由与否不谈，但如果和今天的西方媒体比起来，至少意识形态色彩非常淡化。只要意识形态色彩淡化了，其客观性自然就会增长，最起码不会极端。

　　所以，我们不难理解当法国发生恐怖袭击事件时，中国表现出来大度和同情，当我们面临同样的挑战时，西方何尝声援过？这位法国主流媒体的记者郭玉不但不心存感激，不但不心存惭愧，不但不为自己国家利益着想如何积极推动建立反恐同盟，竟然写出这样的文章：《巴黎恐袭后的中国声援别有用心》。硬要说中国声援是“别有用心”，那么中国是不是可以不声援？那样的话，在她的嘴里大概中国就变成没有人性、没有普世文明的野蛮国家了吧。总之她的逻辑就是你声援不对，不声援也不对。中国做与不做就是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