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4日上午，“房姐”龚爱爱案，于陕西靖边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龚爱爱当庭否认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称其均由公安机关办理，北京户口系买房所赠。直至庭审结束，控辩双方都未提及房产问题。（9月24日新华社）

　　“表哥”获刑，与表无关；“房叔”被判，房却成“敏感词”。而如今，“房姐”受审，庭审上也未提及“房事”。这让不少人很纳闷：龚爱爱跻身“房氏家族”，跟房子多有关联，北京警方曾证实，她在京拥有房产41套，可而今，涉及房的问题俨然被回避，又怎能让人不如鲠在喉？

　　毋庸置疑，“房姐”囤房量惊人，或藏猫腻。在房子车子被视作财富衡量标准的语境下，“房多多”难免惹人质疑。公众有一探就里的窥伺心理，很正常。在房奴遍地、“买房难”成普遍喟叹的现实中，它引出的贫富分化命题，也会激起不公感。

　　“房姐”现象，确为财富资源配置层面的审思，提供了一个切口。问题是，剔除情绪化成分，从法律角度看，“房姐”受审，对房产避而不谈，真就不合情理么？

　　说到底，“房姐”不是“公门中人”，她曾担任神木农商行副行长等职，但并非公务人员。对曾担公职的“表哥”“房叔”来说，表或房也许是腐败的重要线索，他们有自证其清白的义务，监察部门理应循迹严查、顺藤摸瓜。而对“房姐”而言，就算她炒房囤房，制造出了社会断裂感，可在不牵涉到相关犯罪的情况下，这无需苛责。

　　我国法律中明文规定，国家机关无权要求一般公民自证其财产合法性，除非是掌握其房产属非法的证据。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等，约束主体也是公务人员。此举意在保护公民隐私与财产安全，避免误伤。

　　也正因如此，庭审上溯及的，主要是“房姐”涉嫌制售假证，而非追究房产。“房姐”房子何来等，就算存疑，也不在公众知情权范畴。若未有证据坐实她财产非法，谁也无权搞“有罪推定”。

　　“房姐”房多，公众质疑可以，但也应尊重其权益。她涉嫌犯罪，焦点还在于，她的多户口与多个身份证，有悖于法律规定。

　　尽管“房姐”当庭否认制售假证，并以“不知道有多个户口违法”为由，自我辩护，可这太过牵强，变更身份信息需个人确认，没有违法意图一说，难以服人。更何况，在“不以口供定罪”的法治环境中，犯罪事实摆在那，证据也难以推翻。至于涉事警方渎职，也应被追究。

　　值得思忖的，是“房姐”户口违规与其房产之间有无关联。不排除她利用“假户口”，在购房时牟取利益。若这被证实，“房姐”房产未必非法，却带有瑕疵。而“假证制售”为其谋得多少非法利益，也应在司法框架下，得以准确估算，并据此追责。

　　所以说，“房姐”受审不提房，无可厚非。舆论可质疑，不该抡起大棒，要求其自证房产清白，否则或偏离靶心，也逾越了权利边界。（文/佘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