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9日晚上6时30分许，湖南文理学院一女老师穿婚纱向一男生高调、大胆求婚，现场聚集了很多学生。随后文理学院的同学证实了这件事，说两人之前就认识，为了这次求婚准备了很长时间。网上流传的图片，可以看到女老师身穿婚纱，手捧玫瑰，求婚成功后两人还忘情拥吻。（6月21日新文化报）

　　世间的事情，就是这么悖谬：比如，女教师求婚男学生，满屏收获的都是“爱与感动”，又是“突破世俗”、又是“勇气可嘉”；但如果性别逆转，假设是男教师西装革履来求婚女同学，哪怕一样“抱得佳人归”，不被舆论喷骂死才怪，小则告你“性骚扰”，大则说你“踩红线”。因为早在2014年，教育部就发布了《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并首次针对高校教师，划出被称为“红七条”的师德禁行行为。其中重要的一条是，“不得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者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

　　行政部门对师生恋的禁令，历来各有说辞、臧否由人。但从面上来看，美国的哈佛大学也好，中国的武汉科技大学也罢，以校规形式严禁师生恋的也不在少数。尽管不少人对“女教师求婚”秉持了善意的祝福，但，如果天下的单身男教师，都有权利与自由向自己的女学生求婚，恐怕舆论场未必会如此“开放而多元”。道理其实也很简单：师生之间，因为打分、推荐等权力配置，彼此身份是不对等的。如果师生恋是不被禁止的，道德禁忌的洁癖不谈，起码容易带来两个问题：一是职业权力者容易滥用权力，二是学生之间会出现不正当竞争。

　　最典型的例子，是2014年6月，厦门大学生“汀洋”在微博上发布了《考古女学生防”兽”必读》，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厦门大学考古系博导吴春明涉嫌诱奸女学生一事引发轩然大波。近年来，在零星的公共事件上，教授与学生之间的暧昧与恋情，几乎都在被曝光的情节中掺杂着不纯的动机、利欲的让渡关系。比如今年5月份，媒体曝“云南一副教授与女生关系暧昧 涉嫌泄考题私改成绩”。基于起码的规则与情感的考量，师生恋想要在信息不对称的校园关系中保持理性与纯粹，几乎是个人道德难以完成的任务。

　　公众对“女教师求婚男学生”的宽宥心态，说穿了，不过是另一种性别歧视罢了：既没有把女教师放在“教师”的职业身份上考量，更兼着“女人难得主动”的花边冲淡了对事件性质的审思，结果呢，就是对两人身处的高校校园视而不见、对事件的示范效应视而不见、对底线的规则意识视而不见。在不少人眼里：这就是“女追男”的美好戏码，没有身份、忽略背景，像抠艺术里的两个璧人。可问题是，呼啦啦刷屏的“女教师求婚”，哪里是关起门来的私人事件呢？

　　如果公共理性还在，请把“女教师求婚”事件，还原成“教师校园内向学生求婚”来断对错、论是非吧。（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