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岁的阿成（化名），终于面试成功了。可当他从口袋里掏出身份证复印件，准备递给工厂老板时，不小心把自己的强制戒毒证明也一并递了过去。自3月24日从强制戒毒所出来以后，阿成跑了广东东莞虎门大大小小二十几家工厂找工作，但凡知道他有吸毒史，都将他拒之门外。（5月5日《广州日报》）

　　对于戒毒者来说，摆脱身体对毒品的依赖只是第一步，在精神上走出毒品的禁锢才是关键；帮助戒毒者重新融入社会，有助于让他们重新回归正常的生活轨道。然而，在求职就业的过程中，戒毒者通常会遭遇五花八门的偏见与歧视。多次求职碰壁，“望工作兴叹”的无奈与艰辛，在本质上也是戒毒者与社会网络体系的断裂甚至脱节。

　　就业事关民生福祉，“找不到工作”既让戒毒者的利益诉求得不到有效的满足，也让他们承受了精神世界的失落感和挫败感。社会排斥的藩篱高筑，让戒毒者社会融入的道路变得异常艰难，不可避免会让一些人自暴自弃，甚至会有“复吸”的危险。

　　基于先例的惯性联想，基于成见的“恶意的揣测”，让戒毒者成为标签论的受害者，遭遇形形色色的“污名化”。在人们的刻板印象中，吸毒者往往在性格、自控能力等方面存在着短板和缺陷。在固化思维的驱使下，戴着“有色眼睛”打量戒毒者，自然难以做到平等、公正地对待他们。

　　作为一种市场行为，用人单位在招聘的时候，总是试图实现利益最大化。在不确定因素增加的风险社会，用人单位也会进行成本评估和风险控制。在社会信任缺失的今天，戒毒者作为潜在的“马蜂窝”，难免会不受待见。那种“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的”风险焦虑，说到底也是一种保守的自我保护。那种指责企业不愿意承担社会责任的说法，尽管从道德上很有道理，却难以得到企业的认同。

　　为了保护未成年人，一些地方尝试开展了“污点封存”，即对有犯罪前科的未成年人进行档案封存，减少他们在求学、就业上的障碍，起到了良好的社会治理成效。针对戒毒者的求职困境，既要公众实现价值观念的转变，也需要一些制度性的护佑和关怀。更进一步说，促进戒毒者回归社会，不能将“包袱”全部丢给企业等用人单位，也需要社区、公共部门和民众更多的参与。

　　濮存昕先生有句名言，“哪里有污点，就在那里画一个太阳”。戒毒者要重新融入社会，既需要他们的“自我救赎”，也需要外部的社会支持。要想让用人单位接纳更多的戒毒者，必须要消除他们的焦虑和担忧。设置“担保人制”也好，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和补贴也罢，尊重和回应用人单位的利益诉求，他们才更有底气聘用戒毒者。（杨朝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