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8月11日举行的土耳其首次总统直选中，总理埃尔多安不出意外地赢得总统大选，8月28日正式宣誓就任土耳其第12任总统，实现了从总理到总统的成功转换。在担任11年总理后又当选总统，埃尔多安继续保持了对土耳其政坛的掌控，同时在强化总统权力、维护国家利益方面发出了诸多豪言壮语，体现出其一贯的强硬本色。但土耳其在中东地区的外交困局并没有出现好转迹象，从总理到总统的埃尔多安依然面临同样的外交难题。

　　中东变局发生以后，土耳其将之视为展现地区领导能力与实现大国崛起的难得机遇，大幅调整了周边外交政策，主动介入阿拉伯国家事务，并逐步发展到直接支持其他国家反对派推动政权更迭，表现相当活跃。“土耳其模式”也一度受到地区国家与民众的热议和推崇，获得了西方国家的大力支持，国际影响力明显提升，也增强了其借机塑造中东地区格局的信心。但经过三年多来的发展，土耳其的中东政策并没有取得其预想的效果，反而不断遭受挫折或重大失败，与多个中东国家关系陷入了敌对或更为紧张、冷淡的状态，最初的道义优势几乎荡然无存，地区号召力与影响力大不如前，与中东国家关系从“零问题”变为问题丛生，在中东地区的孤立地位重新显现，“战略深度”外交也日益缺乏实践基础。土耳其因高估自身力量、形势误判而过度介入中东国家局势，却发现自身并没有足够的资源与手段来推行本国政策与维护本国利益，其推动民主价值（及伊斯兰化倾向）与维护国家利益之间平衡的目标在纷繁复杂的中东现实面前证明根本无法做到，特别是近一年来地区局势的一系列变化使土耳其愈加被动，其中东政策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在叙利亚问题上，土耳其明确支持反对派推翻巴沙尔政权、高调推动叙利亚政治过渡，但在西方国家拒绝军事介入和叙国内局势出现重大变化之后，土耳其的对叙强硬政策逐步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从叙利亚国内态势来看，巴沙尔政权从摇摇欲坠到日益巩固，今年还举行了全国大选，巴沙尔再次当选总统；而叙反对派却毫无进展，呈现出明显颓势，ISIS的崛起更打乱了叙利亚国内格局。另一方面，在未能实现扶持反对派推翻巴沙尔政权目标的同时，叙利亚危机的“溢出效应”使作为邻国的土耳其遭受边境安全、难民、库尔德问题以及恐怖主义渗透的多重威胁，土耳其政府已经不堪重负。

　　在埃及问题上，2013年7月埃及穆尔西政府被军方罢黜，穆兄会遭到军方严厉打击，这令一直支持穆兄会和穆尔西政府的土耳其难以接受却又毫无办法，在中东地区重新陷于孤立地位。一年来，土耳其因公开支持穆尔西并就埃及军方行动及埃及大选不断进行公开指责而与埃及政府关系闹翻。虽然土耳其极其不愿接受埃及政局的变化，对自身影响力的丧失十分失落，但其指责性言论除导致两国关系下降之外毫无意义。同时土耳其与支持埃及军政府的沙特等海湾国家的关系也因埃及问题产生矛盾，使之在叙利亚问题上形成的潜在盟友关系面临瓦解，两国关系趋于疏远，其地区影响力受到大大削弱。

　　在巴以问题上，今年7月加沙冲突再次爆发以来，土耳其政府强硬的谴责之声和民众抗议活动再次使原本走向缓和的土以关系陷入困境，而同时土耳其表现出的偏袒哈马斯的倾向也使之难以得到巴勒斯坦政府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巴以双方都不太愿意接受或看好土耳其的调停，以方不希望土耳其插手，巴方也对土耳其的调解作用不抱希望，因此土耳其政府虽力争为调停巴以冲突做出努力，但其在巴以问题上所能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7月中旬，埃尔多安与卡塔尔埃米尔曾联合向巴以双方及其他相关国家提出了调停建议，但并未得到各方积极回应，也恰好说明土耳其难以对巴以问题产生更大实质性影响。

　　在伊拉克问题上，由于今年ISIS异军突起搅动的伊拉克乱局深深地影响到作为邻国的土耳其的战略与经济利益，一方面土耳其与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的经贸能源关系日益紧密，政治与战略共识不断扩大，但存在伊拉克中央政府反对、恐怖组织威胁等多方面隐患；而且转向支持伊拉克库尔德人对土耳其来说也潜藏着巨大的政治与安全风险。另一方面伊拉克安全局势的骤然恶化也影响到土耳其的稳定，土边境安全与经济利益乃至人员安全等都受到当前伊拉克乱局的直接影响。8月以来美国开始对伊斯兰国（IS）进行军事打击，9月美国召集中东国家组织反IS国际联盟，土耳其虽到会参加但由于存在多重顾忌而并未签署联合公报和“入盟”。目前国内虽已经授权动武，未来能发挥多大作用依然未知。

　　在国内，2013年以来针对政府的民众大规模抗议示威、政府腐败丑闻以及与西方国家之间的龌龊一度令埃尔多安政府十分狼狈，国际形象大大受损，“土耳其模式”的光环也大为失色，甚至影响到去年重启的土耳其入盟进程。今年3月在地方选举与8月总统大选中的获胜稳住了埃尔多安政府的阵脚，也进一步稳定了正发党的独大地位，但两次选举的胜利与高涨的人气并不能解决所有国内外问题。国内纷争依然在酝酿，地区外交更举步维艰，内外两方面的因素都阻碍着土耳其塑造中东地区格局的雄心，埃尔多安虽仍然固执地坚持其僵化政策，但客观形势的变化远不是其个人好恶所能左右的，土耳其也许不得不改变其主观而意识形态化的外交政策，回归现实和理性，修复与中东地区国家关系。（邹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