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是社会文明的标杆，除了给好人掌声，还能给好人什么呢？近日，广州市海珠区出台了《海珠区奖励礼遇帮扶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实施意见（试行）》，作为全市首个好人领域的奖励礼遇实施意见，海珠区从制度层面向社会清晰传递了“好人好报”的价值观念。（9月21日人民网）

　　社会发展需要正能量的引领和推动，而“好人”效应所释放出的正能量能很好的填补当下社会道德缺失的漏洞。“好人”是社会文明的标杆，除了给“好人”报以热烈的掌声外，还需要切实可行的制度来为其“撑腰”。

　　不知从何时起，门不闭户、路不拾遗成为奢求，扶与不扶、帮与不帮难以抉择，现实中的种种“怪象”渐渐将我们带入一个道德“陷阱”——信任缺失，并且一次次深刻触痛了我们的道德伤口。我们渴望各类各样的“哥”、“姐”，并试图以他们所塑造的道德“英雄”形象来构建心中完美的道德新世界。

　　然而，社会大环境不佳使得“好人”难当。我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在看待好人好事时往往戴上了“有色眼镜”，第一反应经常是“不怀好意”、“别有心机”、“另有圈套”。好人非但没得到好报，反而招致误会、猜度，人与人之间信任的缺失导致善举不彰、好人难当。

　　不理解、不信任，做好人好事的成本就会增加。除了要付出前期做好事的成本，还要额外承担不必要的、因此招致的心理成本。“英雄流血又流泪”使原本想要向前迈出一步的人又退缩回来，不愿甚至不敢去做好人。

　　“好人”还需制度来“撑腰”。只有上升到制度层面的保障才更为坚实、有力，有了这一后盾做好人好事就不会前怕狼后怕虎。做好人好事受委屈时，会有制度来替好人“说话”；做好人好事被讹时，会有制度来为好人主持“公平正义”， 做好人好事付出代价时，会有制度来为好人兜底。从这个层面来说，由制度来为好人“撑腰”，比仅仅树立起道德标杆更为重要，意义更加深远。

　　邓小平曾经说过：“好的制度使坏人不敢做坏事，坏的制度使好人没法干好事，甚至还会使好人也变坏。”因此，只有从健全制度机制入手，才能更好的重建社会争当好人愿做好事的良心自觉。“好人”不应是争相报道的“模范”和“标杆”， 它应该是一种常态，更应该是我们隔壁的“老王”、“小李”，或 身边的“大哥”、“大姐”，亦或是我们自己。（王立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