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报道，呼格吉勒图案专案组组长、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志明，因涉嫌职务犯罪，被检察机关带走，接受调查。1996年，呼格吉勒图错案发生时，冯志明担任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新城区公安分局副局长、专案组组长。据悉，呼格案当年办案的公检法相关人员已全部被启动调查。盘点近年10起曾引起关注的冤案，赵作海案、浙江叔侄案、萧山5青年抢劫杀人案等3起冤案已经进行追责，安徽于英生冤案已启动追责程序，暂无下文；其他案件均未明确启动追责程序。

　　呼格案之所以这么被关注，一个现实背景就是记者梳理的“冤案追责情况并不乐观”。从概率上说，10起已经引起关注的冤案，只有3到4起被追责，这显然不够，也不能满足公众的期待。在人们的期待中，真正的冤案当然需要全部追责，如此才能建立起对于司法的真正信心。正是因为这个背景的存在，呼格案的追责在一定意义上具有了标本价值。它既在展示具体追责的过程与程序，也在展现司法机关知难而上的决心与勇气。如果呼格案的追责做到了公平正义，那么其他案件的追责就有了可以参考的样本。

　　在分析冤案追责难时，有人总结出两个原因。一是，客观原因。因为冤案发生的时间都比较久，对于当时情况的记录与回忆难免有些模糊，甚至一些证据本身也存在缺失现象，现在再去追责，无疑面临较大难度。这种难度是还原事实的难度。二是，主观原因。既然是冤案，就意味着有人曾经做过错误决定，至于这决定是有心还是无意有待深入调查。但无论是什么原因，错误决定意味着承担责任，所以在面对追责调查时，当事人的心理一定非常复杂，他们可能不够配合。这也给冤案追责增加了难度。这种自我保护的心理，会让真相更难打捞。

　　还有人会把原因归结为办案条件或历史背景。是因为办案条件有限，或者历史背景局限，导致了一个偶然个案发生。这种解释似乎把责任推给了时间——在那个特定时间点发生的事情，就不用具体的人来负责了吧？如此解释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尽管，我们非常希望当时的办案人员就有办案的底线与先进的理念；但确实，很多观点是在逐步发展进化的，就像疑罪从无的观念，即使到现在，很多人在看到犯罪嫌疑人因为证据不足而释放时，还是不太能完全接受。所以，有时确实要回到当时的情境与当时的观念中，这也是一种对事实的尊重。没有这种尊重，就可能陷入一种情绪化的追责当中。

　　当然，列出这么多冤案追责难的原因，并不是说冤案就不需要追责了。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而是想说，应该发现追责的难点，在以后的制度建设中，通过制度来消除这些难点，这样才能真正避免重蹈覆辙。比如，面对材料模糊的问题，就必须完善办案的程序，保证每一案件的每一个细节即便是在时过境迁后，也可以清晰呈现。

　　之所以要弄明白个案的追责难，既是要在个案层面上对症下药，也是要在整体层面上做好制度防范。虽然，有些个案的追责确实存在难度，确实不能像舆论所期待的那样快速推动；但是，一个必须作出的保证是，类似的个案是不会再发生的，制度对这样的个案已经作出了充分防范。如果，冤案已经发生，追责难点还是模糊，那么制度是否做好准备，人们并没有足够信心。这就是剖析冤案追责难的关键所在、意义所在。（李劭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