嗷嗷待哺的高等教育，不能再沉迷于低效率建设，学校不能只算自己的收支平衡，更要考虑家长和学生的投入产出比。平复涨学费争议，根本之策是大学财务运行的公开和财务管理的规范。高校应正视这种呼声。

　　近期，新华社连续关注部分省市高校上调学费之事。自2013年教育部五年“限涨令”到期，高校学费上调氛围渐浓。今年以来，已经有江苏、贵州、浙江、宁夏等省公布高校学费新标准，平均涨幅50%，浙江的最高涨幅甚至达到85%。基本上，这些地方的高校已告别4000元/年以下的学费。从文史类到理工类，再到医学类、艺术类，高校学费大踏步迈向万元时代。而在此前的2013年，则刚刚由福建、广西、山东、湖北、湖南等地高校开启了一波涨势。

　　公众关注高校学费上调，一则是这一波上涨有普涨势头，幅度巨大。公众担忧，这是否会构成部分经济条件一般学生的沉重负担。那么，伴随着学费的上调，我们的大学乃至教育主管部门，做好了调整助学贷款政策的配套工作了吗？

　　二则，学费上调固然有合理性，但决策过程不透明。目前中国高校办学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多渠道筹资，学费是重要的一块。这些年物价上涨明显，涨点学费，公众基本没话说。但公众不满的是不透明的过程。走过场的听证会，当然远不能满足公众需求。而生均投入经费、学校总体办学投入、学生该承担的比例这些关键数据，更是糊涂账。虽然有地方给出一个生均投入的笼统数字，却无法提供详细的核算依据。在公众权益意识日益觉醒的今天，学费涨得这般不明不白，难怪公众吐槽。

　　三则，在争议涨学费的同时，民众和舆论有着一种更大的不满，即市场化的办学机制、财务运行的封闭体制和毕业生就业难等问题，极度困扰着社会、困扰着家长、困扰着莘莘学子。让人对学费这笔越来越大的投入与未来产出心生许多疑虑。社会舆论往往将学费上调跟高校建设的一些乱象结合，比如高企的负债率、大规模的校园基建以及贪腐。一方面大手大脚花着纳税款，另一方面又将办学成本更多转嫁给学生，这多少有点令人心有不甘。基于对其财务管理规范性的质疑，公众希望高校能对包括学费核算在内的整个财务运行，来一个大公开。家长们更希望学校在核算自己收支平衡时，更要替家长和学生算一下他们的投入产出比，在减少和控制家庭教育成本上做出努力和尝试。

　　高校是时候正视这种社会呼声了。近年来，政府在信息公开以及规范财政开支方面，进展显著。公权部门的信息公开，已然成为当今中国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指标。在政府带动下，一些事业单位和国企，也投身这股潮流。作为主要由政府出资、向社会提供准公共产品的机构，高校还能在封闭的财务“小王国”逍遥到何时？

　　现实提示着这种公开的必要性。近年来，教育经费突破GDP4%的比例不说，一些大学接收的财政资金更为惊人。从2012年底开始，超过450亿元人民币将投入新一轮“985工程”高校建设，而此前的两期建设中，国家已投入超过450亿元。高校本身的产学研运作带来的资金规模也日益庞大，社会捐助更成为重要经费来源。2014中国大学校友捐赠排名中，全国16所高校跻身中国大学校友捐赠“亿元俱乐部”。这些庞大的资金，倘若缺乏充分的监督和规范的管理，怎能保证用到“刀刃”上？

　　实际上，对高校的信息公开，早有规定，只是鲜有执行。《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早于2010年9月1日起已施行。但一份《2010-2011年度高校信息公开观察报告》显示，全国112所“211工程”大学，没有一所向社会主动公开学校经费来源和年度经费预算决算方案，也没有一家高校公布其财务资金的具体使用情况。这种现状，无论是从国家法规审视，还是窥诸社会潮流，都不合理。

　　太阳不晒，霉菌自生。近年来，各地高校从银行获取了巨额贷款，高校债务负担率超过100%几乎是寻常之事。一些高校大肆举债之后，却陷入捉襟见肘、寅吃卯粮的窘境。而在另一侧，上百万、上千万的豪华电梯、豪华校门却粉墨登场，基建和科研经费的贪腐更是触目惊心。嗷嗷待哺的高等教育，就这样陷入低效率建设；来自公帑的珍贵投入，填了一些“硕鼠”的贪欲无底洞。一些大学管理人员，不是固守大学精神，而是固守着财务的小“黑屋”。于此而言，推进高校财务公开，相当迫切。

　　在中国公共部门日益走向公开化的今天，高校逃不脱时代大潮。财务的公开，教育经费的规范管理和使用，是杜绝高校腐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前提。接受更严密的审计，走向更透明的公开，高校的涨学费，才能涨得理直气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