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19日,日本执政联盟控制的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在在野党大呼小闹反对下,强行表决通过了安保法案。消息传出,舆论场炖成一锅粥,纷纷高呼“狼来了”。对此结果,笔者毫不意外,甚至是有一种淡然应验的感觉。9月2日笔者接受某电视台采访,针对国内舆论界还在谈论安倍在日本国内民众反对声浪下台的可能性时,就指出:安倍尽管面临各种反对声音,但其实他在日本的地位空前巩固,不但自民党内几乎无人可以挑战安倍的地位,而且肯定会通过安保法案。今日看来,此判断一语成谶。但是中国方面不必过于悲观,日本安保法案,威胁最大的不是中国。
刘慈溪《三体》是对这种关系巨大的隐喻。《三体》中描述了三体人和地球人的冲突。三体人科技发达,但思维透明,无法识破人类的欺骗,这是三体人的致命缺陷。而人类就是依靠诡谲的“面壁计划”成功实现了恐怖的平衡。在三体中,我们可以看到,“思维透明”、“战略欺诈”和“恐怖平衡”构成了三体的三个重要向度。兵家尚“疑以叩实,察而后动;复者,阴之媒也”。宋郑文宝《南唐近事》:“王鲁为当涂宰,颇以资产为务,会部民连状诉主簿贪贿于县尹,鲁乃判曰:‘汝虽打草,吾已蛇惊。’”也就是说,对安倍法案最为警惕的是中国、韩国、朝鲜等国家,在打草惊蛇的效应下,必然做出时刻警惕与危机预防的反应。这个举动本身不但对日本的行为形成了舆论制约,还在事实上将避免中日战争和日韩战争。
历史案例较多地验证了一个国家联合另外的友好国家共同对付敌对国家的规律,但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古代战略却多次提供了入侵者很少入侵被指明为“敌人”的国家,而较多地入侵友好国家和中立国家的线索。在“假道伐虢”的案例中,虢国和虞国均为小国,而且国力相当,本为唇齿之依,却中了晋国离间计。在“敌国”和“友国”的攻打成本中,晋国花费了四个月时间才打赢“敌人”虢国,但是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友人”虞国。三国演义中的刘备,进入荆州之后首先吞并的不是敌人曹操,而是友人刘璋。晚晴太平天国运动中,由于其洪秀全天父理论和基督教的密切关系,太平军对西方人态度友好,也获得了英国的积极回应。然而1862年3月,英军上将士迪佛立料定友好的太平军不会前来攻打英军,于是主动进攻太平军,利用浓雾轻而易举进至太平军防线之内。
也就是说,在成本收益的战略分析中,“兼并盟友”的投入要低于“入侵敌人”的付出。在经济学中,博弈被作为一种理性交易的分析视角。而在国家间关系中,维系友谊的成本要远高于维系敌对关系的投入。例如在建国后反对苏修的斗争中,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等友好的援助支出,远大于反对苏修的支出。在市场环境下,相互熟悉的交易者已经建立了重复交易的某种心理契约,形成了事实上的信用。但是对于陌生的人(丛林法则中的敌人),信任并且产生交易的行为极其困难。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市场却是“宰熟”的领域。一个不熟悉广告的顾客购买虚价产品的愿望和可能性远低于熟悉产品广告的顾客。因此,合法性欺骗(心甘情愿接受的价格欺骗)的重要基础是相互的熟悉和建立某种友性的认同。
以上的关系可以列出一张表,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张表反映的不是绝对值,而是一个相对的关系。维系敌国关系的成本绝对值也是非常高的,但是相对维系众多的盟友战略,投入的成本相对较低。
一个国家之所以兼并友国、友军之所以成本低于和敌国、敌军的作战,关键性原因之一是由于友好关系,两者的情报和信息实质上是共享和近乎透明的。盟友之间的了解远高于对敌人的了解。也就是说,用《三体》做个比喻,三体人之间的交流是透明的,而人类之间也是相互清晰对方意图的。但是三体人和人类之间的敌对关系,却是非常难以沟通和理解的。这就是在黑暗森林中,五艘人类舰船面临三体人水滴的追击和威胁,无法对来自“敌国”水滴进行攻击,但是为了寻求自保,其中一艘人类舰船不得不消灭其他四艘“友国”的人类舰船来获得足够燃料。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遇到困境或转嫁危机时,首先想到的是从盟国来获得资源而不是敌国。二战结束后,俄罗斯在冷战中与美国敌对所受到的伤害要远低于在冷战结束后十年间与美国友好所受到的伤害。
当然,笔者的这个理论有一些限定的参数和条件。例如在敌国、友国之间存在着中间状态,如不敌不友、普通等第三类、第四类关系甚至第五类关系。但是本文只将敌国和友国这两种较为极端的情况进行比较,并不意味着不关注其他关系。同时,这个理论也并不导致敌对好于友好的普遍性结论。因为在实际的战争中,除了成本收益计算,还包括其他重要的衡量标准。在本文的表格中,这些因素都被设计为可以控制的常量。
根据这个理论可以推导,如果马克思主义倾向于以经济因素来解释战争是合理的。那么日本的经济危机转嫁,在友好国家和敌国之间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时,首先想到的是友好国家,其次才是敌国。这并非是假设,而是已被证明的历史典故。在日本1931年正式侵华之前,日本首先侵略和全面吞并的是已经和日本建立友好关系、签订了《江华条约》(尽管是不平等的)的朝鲜。1895年《马关条约》后,朝鲜于1897年更名为大韩帝国并不得不奉行对日友好的政策。1910年8月,日本强迫大韩帝国签订《韩日合并条约》。此时距离日本正式侵华的918事变尚有21年。但是日本首先侵略友好国家、友好军队的进程并未引起关注。1931年的918事变前,中国东北军并未将日本关东军作为敌对关系、敌军来看待。张作霖尽管面对日本人寸土不让,但是两者实质是友好关系。奉系靠日本人起家,从武器到资金,都得到了日本全方位支持。张作霖最后被日本人炸死,但是继承人张学良并未对抗杀父仇人的日军,说明两者关系之深。可以说,日本发动的918事变,实质上是在友军控制范围内的事件,是日本人对友军采取的一次行动。
多么令人震惊和可怕的事实。对于一个友好国家,他从友好的获得的比敌对关系多,但是如果对方要采取侵略战略,他损失的也比敌对关系多。这让我想起来那句话,“出来混总是要还的”。那么为什么在这个计算方法下,多数国家还是愿意采取友好政策,而尽管有损失的危险却不愿意采取敌对政策呢?原因就是发生侵略的概率极其小。这个变量在上文的表格中被作为常量有意控制了。甚至在“民主和平论”的视角下,民主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不复存在。这个结论可以进一步推导,如果日本要发动战争,采取小概率做法,那么首当其冲的不是整日喊“中日必有一战”的中国,而是亲近日本的那些国家和地区。这些地区可能包括台湾地区、美国等。
德国在一战之后再次发动二战的历史,给了本文更大的理论验证机会。在二战中,第一阶段是战争酝酿。二战前夕,新崛起的欧亚国家苏联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欧洲第一大经济体(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中国)。此时,英法(当时世界头号和二号霸权,相当于今天的美国)为了遏制苏联对英法的威胁,重新武装了德国。一战后,德国被英法处理和审判,还赔款。但是英法很快发现了德国的新作用,反对提出“共产主义模式”的苏联(让人想起来了中国模式)。德国和英法达成的默契就是共同对付苏联的威胁(今天的美日同盟共同对付中国)。德国发展军备的借口始终是苏联的威胁(日本和印度发展军备的理由是中国威胁论)。对此,英法欣喜若狂,以为可以打击和削弱苏联。德国此时已经从和平民主的魏玛时期发展到希特勒时期(安倍也走向集权,但集权程度比希特勒差一大截,这说明避免战争还是有希望的,仍然是个小概率事件)。希特勒广泛得到了德国民众的支持,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及德国其他民主力量的反对无济于事(很像今天的日本民主党、日本社民党和日共的反对失败)。希特勒在国内炒作德国人的创伤和悲情,宣传他们德国才是受害者,德国人在国内纪念着他们的受害(日本人对原子弹的纪念和强调其苦难),在国际上强调他们和英法一致的反苏反共立场。此时英法不但不赞成苏联警惕德国法西斯的呼吁,反而强调和德国的友谊(奥巴马不参加中国阅兵却在谈话中表扬美日友谊)。德国内部加快了修改和平法令的步伐(日本今天也是如此)。德国正式进入了酝酿二战的快车道(这个正是今天的时间点)。在第二个发动战争的阶段中,德国并没有首先攻击苏联,而是攻击了友好的邻国和两大世界霸权的英法。苏联几乎是最后一个遭受攻击的欧洲国家。有学者告知笔者,“如果再发生战争,可能和传统的战争形态会有不同,比如美方现在有人提议要对中国发动先发制人的网络战,测试中国的真实作战能力,这可能也是战争的一种形式(非阴谋论)。再比如,二战是全面战争,德国不是不想进攻苏联,而是因为特殊的地缘政治与欧美祸水东引的心态。这方面,无论从地缘上还是心态上,与美日关系都不相同。所以,这种类比我觉得有些简单化”。当然,从类比的角度来说,将德国直接替换为日本失之简单和草率。但德国率先进攻友好的捷克、匈牙利却是不争的事实。1939年 9月28日,德军攻陷华沙,波兰沦亡,苏联与德国占领区直接在陆地接壤(苏联随即开辟的东方战线)。但德国并未进攻苏联,而是攻占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随后进攻了法国。直至法国灭亡、入侵英国受挫,才选择东线进攻苏联。
笔者文章最后想提出的问题是:1、今天的日本和一战后的德国前半部分路径高度一致,在何种情况下,日本会走德国的一战后的后半个路径?东西文化差异,21世纪全球化能够有效监控日本的危险?2、如果日本要发动战争,它的盟友有何办法将日本发动战争的可能性较低为极小的概率事件?3、如果日本要发动战争,日本的友好国家和地区,如美国、台湾地区,他们有多少把握自己不成为第一个受害者?或者说,他们本来就乐于当这样的受害者?4、如果本文的理论成立,是否意味着日本高喊的反华幌子其实是类似欺骗三体世界中的人类面壁者?越是高喊中国威胁,越是降低了中日冲突的可能性?
在战争这样的小概率事件中,征服者很少主动进攻自己话语中的敌人,而率先攻陷的往往是绥靖它的友好国家。如果这个假设基本成立,那么不寒而栗的,不是中国,是美国。如果是这样,那么天天喊中日必有一战的“话语警觉”,其实帮助了中日之间避免战争。所以,安倍修改安保法案,先塌下来的天不是中国天空,是美国天空。(徐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