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众多国民激烈反对、在野党坚决抵制和国际社会强烈谴责的背景下，日本参议院于9月19日凌晨通过了包括作为日本自卫队支援多国军队依据的《国际和平支援法案》和规定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和发起武力攻击条件的《和平安全法制整备法案》等11个法案的安保相关法案。冷战后，日本相关安保政策的法案在经历了1992年《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合作法》、1997年《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1999年《周边事态法》、2001年《反恐怖特别措施法》和2003年《武力攻击事态法》等法案后，至此完成了安保法案的最后“拼图”。此次相关安保法案升级为法律后，配合事隔18年后实施修订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日本政府将可以“无缝隙”、“无间断”、“无漏洞”地行使集体自卫权。

　　2007年第一次安倍内阁打出了“摆脱战后体制”的口号，成立了“关于重建安全保障法律基础恳谈会”，并于2008年6月向福田内阁提交了关于集体自卫权的报告书。第二次安倍内阁于2013年2月重启了安保法制恳谈会，2014年5月提交了修改宪法解释以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报告书，2015年3月自民党和公明党就安保法制整体方案达成共识，5月政府召开内阁会议批准了安保法制11法案，安倍内阁坚持推进安保相关法案，完成了其“积极和平主义”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迈向“正常国家”。

　　相关安保的系列法案获得通过，对于战后日本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是日本国家安保战略的重大转变，同时亦将会对亚太地区和国际局势产生负面影响。

　　其一，日本战后和平发展的道路出现重大波折。此次通过的安保相关立法其实质就是允许日本实施集体自卫权，日本自卫队自由参与日本国内外的军事活动，这动摇了战后日本和平宪法的基础，动摇了战后日本和平主义思潮的理念，也加剧了保守主义思潮在日本政坛的影响力。这些都将增加日本国民和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对于日本未来的国家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向的疑虑。

　　其二，亚太地区安全局势深陷安全困境。安保相关法案的通过打破了专守防卫的壁垒，允许日本行使自卫权则扩大了日本自卫队的行动范围，增强了与其他盟国军队的支援力度。其基本步骤呈现为重构安全保障机制、调整防卫计划大纲、增加军费、调整武器出口三原则实现国际联合开发武器装备等加强军备、积极扩军的措施。这些措施将使本就缺乏安全互信的亚太区域，特别是东亚地区出现区域军备竞赛，影响亚太区域的安全态势，影响亚太区域的和平环境，安全困境局势愈发严重。

　　其三，国际形势增加不确定因素，国际格局恐将受到挑战。作为安倍政府追求“正常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安保相关法案的通过，将打破目前亚太乃至国际的政治与安全格局，日本将在“积极和平主义”战略的引导下更加主动、更加缺少束缚地参与到亚太事务和国际事务中来。随着日本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的协助和支撑作用愈发强化，安保相关法案使日本具有全球性大国的能力随之增强，并将进而成为自主、独立的“正常国家”。这与美国希望日本配合自己“重返亚太”的初衷相去甚远，甚至可能成为影响国际格局的重要因素。

　　其四，中日关系的稳定受到极大干扰。自去年APEC北京峰会实现“习安会”以来，中日关系因亚非会议期间的两国领导人的再次会见、安全防务方面对话沟通的恢复、中日经济高层对话以及通过民间外交保持双边立体交叉渠道相对畅通等措施，中日关系出现了稳定发展的态势。但随着安保相关法案过程中过分强调中国因素、防卫白皮书中突出中国威胁到安保相关立法通过，作为曾经的被侵略国家的中国的安全担忧加剧，使中日两国间的本就薄弱的政治安全互信日益降低，成为制约未来中日关系稳定发展的主要因素。（王星宇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