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下简称《准则》）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在大是大非面前不能态度暧昧，不能动摇基本政治立场，不能被错误言论所左右。”这“三个不能”的要求，有着鲜明的现实针对性，为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划出了面对大是大非不能为之的明确红线，丰富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内涵。

　　一、“三个不能”的基本内涵

　　“三个不能”是针对大是大非问题来说的。大是大非问题，是事关国家、政党、社会发展根本方向和前途命运的带有原则性、根本性、全局性、战略性、长远性的重大是非对错的问题。在当代中国，根本的大是大非问题是什么？概括地讲，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旗帜决定方向，道路决定命运，路线决定成败。旗帜、道路、路线问题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性问题。在我们要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坚持什么路线的问题上，历史和实践已经给出了答案，这就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植根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长期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

　　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并作出了许多重要论断。比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其他什么道路”；“不论怎么改革、怎么开放，我们都始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两段论述阐明了中国往哪里走、走什么路的问题。他还指出：“我们推进改革开放的目的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要搞其他什么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这两段论述阐明了我们搞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又如，这次全会通过的《准则》提出：“必须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丝毫偏离和动摇”；“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根本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做到头脑清醒、立场坚定，矢志不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两段论述阐明了党的基本路线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统一关系。

　　在当代中国，只有弄明白了旗帜、道路、路线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在面对当代中国的其他一些是非问题，诸如割裂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性与人民性、全面深化改革中的改什么与不改什么、全面依法治国中的党与法、全面从严治党中的维护党中央权威与发扬党内民主等辩证统一关系的噪音杂音和奇谈怪论，比如所谓“普世价值”、“公民社会”、“三权分立”、西方“宪政民主”、“多党竞争”等西方价值观，以及“放弃马克思回归孔夫子”、“全面儒化中国”等复古思想时，就有了作出是非判断的基本准绳。如果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方向、有利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是”；反之就是“非”。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当代中国最根本的大是大非问题。

　　需要特别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势。因此，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要坚持党的领导。由此，坚持党的领导，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自觉向党中央、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向党的决策部署看齐，也就当然处于当前中国最根本的大是大非问题之列。

　　在上述分析基础上，再来理解“三个不能”就不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所谓“不能态度暧昧”，就是态度要鲜明准确，要亮明旗帜，支持什么、反对什么理直气壮地说、光明正大地做，不能当“好好先生”“开明绅士”，不能含糊其辞、语焉不详、不明所以。所谓“不能动摇基本政治立场”，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立场，说话做事前要首先弄清楚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和什么人的立场上，代表和为了谁的利益，手中的权力是谁赋予的、执政基础是谁。所谓“不能被错误言论所左右”，就是增强政治定力、政治敏感度和政治鉴别力，炼就“火眼金睛”，不仅能拨开迷雾、辨别是非，还要敢于亮剑，勇于善于同错误言行做斗争。简而言之，在大是大非面前不能态度暧昧，不能动摇基本政治立场，不能被错误言论所左右，就是当人民利益受到损害、党和国家形象受到破坏、党的执政地位受到威胁时，要挺身而出、亮明态度、坚定立场，主动坚决开展斗争。

　　二、“三个不能”提出的必要性必然性

　　“三个不能”的提出，既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

　　首先，“三个不能”的提出有着鲜明的现实针对性。“三个不能”的提出，不是无中生有的多余之举，而是针对党内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存在的一些错误言行的有的放矢之举。这些错误言行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大是大非问题本身就存在错误认识和做法。比如，有的对共产主义心存怀疑，认为那是虚无缥缈、难以企及的幻想；有的不信马列信鬼神，从封建迷信中寻找精神寄托，笃信风水、迷信“大师”，遇事“问计于神”；有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丰富成果不好好总结和研究，倒是对西方一些人开出的种种药方情有独钟，甚至干脆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不知不觉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有的对社会主义前途命运妄自菲薄甚至丧失信心，向往西方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认为人类历史走到资本主义“已经终结”；有的理论底子薄又不注意学习，政治敏感性和鉴别力不够，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工作部署理解不准确不到位甚至曲解误解，对否定党的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歪曲、丑化、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我们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军队的历史，歪曲、丑化、否定党的领袖和英雄模范，违背、歪曲、否定党的基本路线的一系列言行，辨别不清、无动于衷，甚至随声附和；有的政治纪律意识不强，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摇摆，对涉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等重大政治问题公开发表反对意见，对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三令五申的要求阳奉阴违甚至搞非组织活动。

　　另一类是对大是大非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降低要求甚至漠不关心、避而远之。有的放松思想政治工作这根弦，认为既然发展是第一要务、经济建设是工作中心，那么只要把GDP搞上去，就可以“一白遮百丑”，思想政治工作搞得如何无所谓；有的以为思想政治建设定了制度、有了规章就万事大吉了，再开展认真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多此一举；有的奉行好人主义和庸俗哲学，认为政治纪律是“软”的 、“虚”的，对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的错误言行不敢批评、不愿批评、不敢负责、不愿负责，一团和气、明哲保身。

　　其次，“三个不能”的提出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必然要求。历史经验表明，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严肃认真开展党内政治生活。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工作。党要管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

　　《准则》对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作出了一系列规定，提出了十二条具体要求，几乎每一条在精神实质上都涉及“三个不能”。《准则》提出，坚定理想信念是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开展的根本保证，这就必然要求党员干部在坚定理想信念、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态度鲜明、立场坚定；必然要求全面准确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历史规律、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以及“一个中心”与“两个基本点”的关系、“不争论”与“要争论”的关系、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关系、允许先富与共同富裕的关系等重大理论问题；必然要求去认真思考“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不能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根本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等重要论断的深刻内涵；必然要求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以实际行动，让普通党员和广大群众感受到理想信念的强大力量。

　　《准则》还提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就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全党令行禁止，严明党的纪律、用铁的纪律从严治党，坚持民主集中制、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武器，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坚持好干部标准，建设廉洁政治、坚决反对腐败，等等。要做到这些要求，当然要做到“三个不能”，如果在大是大非面前态度暧昧，奉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的庸俗哲学和好人主义，或者立场动摇甚至被人牵着鼻子走，成为人家的传声筒、吹鼓手，那么，这样的行为显然是不符合上述要求的，是属于违反党章党规党纪的错误言行，这样的“思想腐败”“政治不合格”的党员、干部，就不能算是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

　　因此，从这样的意义上说，“三个不能”的提出，不仅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必然要求，也是其题中应有之义。

　　最后，“三个不能”的提出是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主动权话语权的必然要求。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国家长治久安和民族凝聚力向心力。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必须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主动权话语权。而要达到这样的要求，有两个关键点不能忽视：

　　一是从工作客体上看，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澄清谬误、明辨是非，旗帜鲜明地宣传正确观点、清除错误观点，不仅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而且在整个意识形态工作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效用。如果连大是大非这样的关键问题都不清不楚、语焉不详，那么一般的是非问题又怎么能说得清楚、讲得明白？

　　二是从工作主体上看，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宣传思想部门虽然承担着十分重要的使命，但这不能仅仅看作是宣传思想部门一家的事，所有部门、全体党员干部都有责任，特别是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责任更加重大。正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如果连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在大是大非问题上都似是而非、含含糊糊甚至混淆是非，那还怎么要求全体党员和人民群众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有清楚正确的认识呢？

　　三、做到“三个不能”要坚持自律与他律相统一

　　“三个不能”的要求简洁明确，虽面上口头上容易做到，但真正内心接受并外化为实际行动并非易事。主要的办法还是要借用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的一条宝贵经验，即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也就是坚持自律与他律相统一。

　　一方面，要在“治”上做足文章，完善相关制度，制定并落实硬约束，真正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做到严紧硬。一是健全党内重大思想理论问题分析研究和情况通报制度，把大是大非问题、深层次思想理论问题讲清楚，帮助党员、干部站稳政治立场，分清是非界限，坚决抵制错误思想侵蚀；二是明确把“三个不能”纳入到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范畴，如有触碰和逾越，将严格按照党章党规党纪和各项制度进行严肃处理，绝不能让规章制度成为“稻草人”“橡皮筋”；三是明确让“三个不能”成为提拔任用、政绩考核的明要求、硬指标，对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立场、没有态度、无动于衷、置身事外，在错误言行面前不抵制、不斗争，明哲保身、当老好人等政治上不合格的坚决不用，已在领导岗位的要坚决调整，情节严重的要严肃处理；四是把“三个不能”纳入到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之中，并强化责任追究、加大问责力度。

　　另一方面，要在“建”上下苦功夫，坚定理想信念，努力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炼就“金刚不坏之身”。事物的发展是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因是事物发展的必要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具体到落实“三个不能”这件事情上，规章制度也好，纪律规矩也罢，都是外因，属于他律的范畴，要真正做到做好，根本的还要靠内因，让党员干部练好内功、做到自觉自律，也就是要解决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的问题。具体如何去做呢？如下两个方面尤其需要重视：

　　一是坚定理想信念。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用“精神上的‘钙’”“总开关”“政治灵魂”“精神支柱”等词语，形象贴切地阐述了坚定理想信念的极端重要性。他还多次强调，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等。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就是马克思主义信仰，就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党员、干部有了这样的理想信念，无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都会有一种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站位就高了，眼界就宽了，心胸就开阔了，经受各种风险考验、辨别各种是非、抵制各种错误思想侵蚀、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的自觉性也就会提升。因此，可以说，在大是大非面前出现态度暧昧、立场摇摆的问题，归根到底是理想信念出现动摇所致；而相应地，要避免在大是大非面前出现这样的问题，根本上需要从树立和坚定理想信念开始。

　　二是通过努力学习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修养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修养。提高个人内在修养的过程往往是漫长而“痛苦”的，何况是要提高以解放全人类为最终目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坚定的理想信念不会自发产生，何况是作为共产党人最高理想的共产主义？坚定理想信念，必须加强学习。思想理论上的清醒坚定是政治上清醒坚定的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炼就‘金刚不坏之身’，必须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不断培植我们的精神家园”。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是领导干部领导素质的核心和灵魂，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党员、干部的基本功和必修课。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看家本领，要老老实实、原原本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要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学习党章党规，把理想信念建立在对科学理论的理性认同上，建立在对我国基本国情的准确把握上，建立在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上，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会并自觉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努力提高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本领。有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在大是大非面前就能辨得清、分得明，从而态度鲜明、立场坚定，不为错误言论所左右。

　　上述两个方面，一刚一柔，一个属于制度治党范畴，一个属于思想建党范畴；一个强调他律，一个强调自律；一个是外因，一个是内因。只有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使之同向发力、同时发力，互为补充、相辅相成，才能真正做到在大是大非面前“三个不能”。

　　（高长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