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善治概念的合法化，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观念的升级。善治概念的提出以及观念的传播，依然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对国家与社会关系发展带来根本性的改变，这种改变简言之是在新媒介赋权背景下在传播中解构与重构着社会关系所引发的。

　　新媒介在原有国家—社会关系中建构起了不断变动的新的权力场域，我们称之为新媒介赋权。新媒介赋权中的“权”，指的是权力而非权利。“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新媒介赋权渗透到国家权力及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之中，由此也重塑着政府、企业、社会、媒体、个人之间的关系，并成为社会多元主体“善治”与“共治”的基石。新媒介赋权，官员首当其冲，因此政党和政府官员拥抱互联网的态度显得尤为重要。本书作者在《走向善治的中国》“问政互联网”一章中把不懂网络的官员划分为四种类型，即鸵鸟型、放羊型、叶公好龙型、滥竽充数型。可谓一针见血，足以引起我们警醒反思并积极改变。

　　我认为，程冠军完成《走向善治的中国》一书，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作者的媒体人身份。作者敏锐地洞察着新媒介赋权背景下的经济社会的解构与重构，并提出了许多引人思考的前沿问题和建议。这些问题和建议有助于我们在国家自上而下与社会自下而上的权力博弈中实现多元共治，共筑美好的善治社会。（作者系北京大学公共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