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24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与12周岁以下幼女发生性关系、明知幼女被强迫卖淫仍发生性关系者，均以强奸罪论处；公务人员性侵幼女加重处罚。(10月24日 新华社)

　　近年来，性侵幼女的事情频频发生，从贵州习水到陕西渭南，从河南永城到海南校长“开房门”事件……公众对这样的现实越来越不满，也越来越担忧。从教师到公务员，一个是人类灵魂工程师，一个是社会正义的守护者，这两个群体成为性侵幼女的主力军，令人扼腕痛惜之时，亦让人呼吁制度的保障：不能让性侵幼女者逍遥法外，必须让其得到应有的惩罚。如此，才能构建好防护网，更好地保护幼女的安全。

　　如今，这终于迎来制度回应——最高法连同公安部、司法部出台意见，其中规定，对幼女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与幼女发生性关系的，以强奸罪论处；而以金钱财物等方式引诱幼女与自己发生性关系的，也以强奸罪论处；此外，与12周岁以下幼女发生性关系者，同样以强奸罪论处；公务人员性侵幼女加重处罚；等等。在这些规定中，为强奸罪“扩容”的态势很明显，而这也成为该“意见”的亮点，因为强奸罪的“扩容”意味着能拿“嫖宿幼女罪”当挡箭牌的范畴在“缩小”。

　　一个尴尬的现实不得不提，那就是在近年来性侵幼女的案件中，除了河南永城市委办公室原副主任李新功受到极刑，海南“开房校长”获刑13年半之外，多数性侵幼女者仍以“嫖宿幼女罪”收场。由于嫖宿幼女罪的法定刑期是5-15年，而强奸罪是3年至死刑，因而“嫖宿幼女罪”被认为是对嫖宿幼女者的一种保护。这样的担忧，显然是有道理的，因为嫖宿幼女罪即便从重处罚，也只能获刑15年，在一些恶性性侵事件面前，往往很难达到惩戒的目的，也很难形成必要的震慑效应。

　　据悉，自1997年嫖宿幼女罪写入刑法之后，根据全国妇联的来信来访统计，全国各地投诉“儿童性侵犯”的个案，由1997年下半年为135件，　到2000年为3081件，猛增了20多倍。这样的数据或许并不能反应什么问题，但的确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更何况，对强奸罪的范畴再怎么扩容，只要嫖宿幼女罪还是一项单独的罪名，那么性侵者便会想法设法往嫖宿幼女罪上靠，因为一靠上就可能“减刑”，其怎能不趋势若骛呢？

　　事实上，要保护幼女免于性侵的恐惧，就不能留下任何的死角。此次最高法连同公安部、司法部出台的意见，固然有不少亮点，也是一种进步，但还远没达到釜底抽薪的目的。要真正形成震慑，一方面要废除嫖宿幼女罪，凡是性侵幼女皆以强奸罪论处，而公职人员和教师则要从重处罚；另一方面，则可借鉴国际上通用的做法——化学阉割。2011年韩国已经实施，而德国、美国、意大利等国早已实施。唯有如此，幼女们才能最大限度地免于被性侵的风险，而这，也是社会应尽的责任与义务。　文/杨燕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