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2日）上午，市环保局发布《北京市清洁空气行动计划（2013－2017年）重点任务分解措施》，计划要求，市交通委和市环保局牵头规划低排放区，研究制定征收交通拥堵费政策。市交通委和市交管局牵头研究制定智能化车辆电子收费识别系统等配套政策。市交通委、市交管局、市城管执法局强化监管执法，落实区域差别化停车收费制度；不断完善差别化停车管理政策，适当扩大差别化停车收费区域范围，引导降低中心城区车辆使用强度（据9月2日《新京报》）。

　　这意味着，最多到今年年底，收费治堵的“最后一张王牌”，征收“拥堵费”将正式亮相京城，事实上征收“拥堵费”只是“收费治堵”中的一个尚未实施的项目，针对一些大城市交通拥堵状况的日益突出，城市管理者虽然也是“十八般武艺”各显奇招，但无论采取什么招法，着眼点无一例外地都放在了“收费”上，在北京、上海、贵阳先后实行限牌后，广州在去年也步其后尘，对于车辆限牌无疑是解决城市拥堵最简单也最立竿见影的措施，但却也是最缺“科技含量”的笨办法，正如专家所说，是“典型的懒政思维”。事实上还不仅如此，非但表现出城市管理者的“懒政思维”，更表现出对利益的某种“贪婪”心理。

　　事实上，征收“拥堵费”是“限牌”“限号”“限路”“限外地车”等所有限制之后的最后一招，从分区域“限行”到全路段“限号”、从摇号式“限牌”到高收费“限停”，再到限外地车进城，面对城市“拥堵之殇”，全国各地“限招”频出，但手段无一例外地都在“收费治堵”上打转转，北京这次可谓多管齐下，在征收拥堵费的同时，按照政府计划要求“落实区域差别化停车收费制度”，实际上就是用高额收取停车费的“经济杠杆”来减少需要减少区域的车辆密度，以此来实现到2017年底，全市机动车保有量控制在600万辆以内，而实际上，据2012年11统计，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就已经达到518.9万辆，可以预想，北京市民今后要想拥有一辆私家车恐怕要比买“二套房”“三套房”更难，尤其让人“悲观”的是，这“最后一张王牌”亮出，几乎没有收回的可能。

　　城市拥堵应当说是世界很多大城市需要共同面对的难题，但在解决城市拥堵的问题上，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却更善于使用“收费治堵”，因为这种办法既为地方政府创造了“效益”，且又实施方便简单易行，以至于网上有人戏谑，“其他国家收费罚款是为了交通管理，我们的交通管理是为了收费罚款”，虽然言语有些偏激，但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事实上我们治理拥堵包括对城市的各项管理，也始终没有离开过“经济调控”，收费罚款成了包治一切的良药，确实缺乏相应的科学管理智慧。

　　除了限牌、限号、提高停车费或计划实施的征收“拥堵费”等“收费治堵”之外，对日益拥堵的城市交通是否就无计可施，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大力发展城市公共交通就是一条可行之路，除此之外科学的管理和交通网络的更科学布局也是可以有效缓解，这就需要城市管理者转变观念，把目光从群众的钱包上移开去思考，有专家早就主张在“其他各项治堵措施都已经付诸实施而依旧收效甚微的情况下才能实施”。从专家的话里我们也能听出来，收费治堵特别是征收“拥堵费”只能作为治理城市拥堵无计可施后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应当说，包括北京在内、国内很多大城市在治理城市拥堵时，只要把“限牌”口子一开，沿着这条收费治堵的路子走下去，不可避免最终都要走上征收拥堵费悬崖，遗憾的是收费治堵不仅在一线城市开了头，很多已经出现拥堵的城市也正在向这条路上“蠢蠢欲动”，但现实情况是，这套收费治堵尽管有些“疗效”，但只能是权宜之计，宜居城市不能拒绝私人拥有轿车，政府也不应让群众为管理者的智慧贫乏埋单，更不能用权力来该限制人们的消费欲望，用科学合理的道路设计，高超智慧的交通管理，再加上完善的公共交通网络，同样可以安抚私人购买轿车的欲望，实现交通状况的改善，达到治理拥堵，而且在这方面我国香港、台湾以及国外城市都有经验可循，问题是要转变思维方式，不能两眼盯着百姓的腰包，用更科学的管理更完善的服务来梳理交通，用政府管理城市的智慧既保障市民的出行畅通又能避免或减少市民驾车出行的额外费用支出，这才是根本。 （朱永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