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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二院护士郭俊梅因不满奖金分配，向深圳市政府信访办投诉，医院外请医师假扮工会领导与其谈话，并将谈话内容写入病历，将其诊断为偏执性精神病并调岗。郭俊梅起诉维权后胜诉，但法院判诊断医师无责。法官希望郭俊梅不要得理不饶人。郭俊梅认为，医师高北陵受人之托冒充工会领导与其谈话，伪造病例，并据此得出其有精神病的结论，很可怕。（5月10日《京华时报》）
据介绍，一旦“被精神病”就意味着成为法律上的“无行为能力人”。真可谓命运太无情、后果很严重。尤其令人后怕之处在于，此等“无妄之灾”竟来得如此突然、如此随意。前有徐武后有郭俊梅，莫名其妙便被归入“精神病”一族，继而百口莫辩、有屈难伸。医师败德、鉴定轻佻，加之某些不怀好意者作梗。原本正常的你我，皆难保不会步郭俊梅后尘。在此意义上，“精神病”不再是令人同情的“顽疾”，而是更为可怕的“报复武器”。
之于“精神病鉴定”，潜在的严重后果，与宽松的“流程规范”显然很不对应。一方面，若被认定患病，“所有意见表达全部不被尊重。没有自主权，严重失去自我保护能力，没一个监护人来保护。整个人处于基本权利被极端剥夺、极端丧失的状态中”；但另一方面，判定患病与否，居然单一取决于权威医师的裁定。在实际操作中，所谓“专业意见”往往被操纵、被扭曲。具体到郭俊梅身上，甚至闹出了“一谈话即偏执”的离奇笑话。
若无法确保医师始终恪守操守，则既有“精神病鉴定”规范显然太过粗糙。很多时候，某位医生的“一面之词”，即可造就一个又一个“精神病患者”。那么，在医德稍显堪忧的语境下，手握“生杀予夺”重权的“医学权威”，难道永远不会挟权谋私、人为误诊？所谓“职业权利”若沦为“个体私权”，诸般以公徇私的出格行为注定绵延不绝。本质上，“后果之重”与“程序之严”必须一体—— 一个医生，可以对“是否感冒”进行独断；然而，鉴定“精神病”，却绝非“单一意见”就可定论。
鉴于“被精神病”频频发生、后果极恶，完善与优化“鉴定程序”尤显必要。首要之急，乃是变“个人独断”为“集体裁定”。但凡医学鉴定，“团体”当然比“个体”更少出错、更难操控。“精神病”干系重大，理当由专家人士会商决定。如若不然，任由高北陵们颠倒黑白，世道人心未免人人自危。理想状态下，“精神病鉴定”规范务必极端细化：医师团队的人员组成、学科结构、所负责任，皆需对应性条文进行规束。在此前提下，大范围推广“复核制度”，“双重保险”方可避免悲剧重演。
除此，“精神病鉴定”，亦必须引入跟踪追责机制。无论“个人独断”抑或“集体裁定”，都不应容忍或有意或无意的“误诊”存在。对于高北陵们，司法层面或许难以归罪，但“行业处罚”却是必不可少。常识是，“诊断偏差”天然意味着“专业技能”存在缺陷。既然如此，续聘、升职、评职称之时，总该有点“庸人回避”的精神吧。若“误诊”毫无成本可言，医师又怎会心怀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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