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佘宗明   

　　9日晚，著名音乐人高晓松在北京东城区，因醉驾发生追尾事故，造成4车连撞，4人受伤。据警方血检，他的血液中酒精含量达醉驾标准3倍。（法制晚报 5月10日）

　　娱乐圈的闹腾，向来是社会喧嚣的镜子：前不久，明星吸毒，让其形象扫地，公共人物的道德准绳也饱受热议；而今，音乐人高晓松的醉驾撞人，无疑在推波助澜，将明星的道德线又推上公共议程。

　　醉驾，早已是社会公敌。暴殄生命的惨烈后果，“弄权炫富”的符号化想象，让醉驾成为法治的矛头指向，舆论的众矢之的。在为祸不浅的恶果、沉痛不堪的教训下，醉驾入刑，也已写进法律中。对醉驾采取“重典思维”，以惩前毖后，从法律层面得到了呼应。9日，北京“醉驾入刑”首例还以危险驾驶罪，被宣判数月。

　　明星与醉驾的“聚结”，自然尤具眼球效应。除了娱乐性，它更富社会启示的价值。公众的殷切关注，不外乎两点：一是明星犯法，能否与“庶民”同罪？二是明星醉驾产生的直接伤害与负面引导。

　　高晓松醉驾，已危害公共安全，在“围观推动正义”的语境里，承担刑责是无可避免的法律回应。法律惩处的轻重，关乎司法的公信和人们的公平向往。

　　明星醉驾，在法律惩处上当与平民一视同仁；但究其影响，则远非普通人醉驾能“等量齐观”的。明星们既然占有广泛的社会资源，角色期望就异于常人，道德底线上移，是必要的权利让渡。换句话说，他们的道德自觉，理应高于普通人。毕竟，若是他们行为不端，负面引导不可小觑，某些“粉丝”们会盲目追捧，甚至效尤。而是非混淆、价值失向，对社会道德秩序的确立来说，不异于随时爆发的隐患。

　　高晓松近年来风头日劲，拍电影、做音乐、做评委，十分活跃，拥趸甚众；当然，为他赢得声誉的，还有他的口直心快、嫉恶如仇的个性。他痛斥娱乐圈鱼龙混杂，感叹“吸毒”太堕落；在药家鑫事件上，他又怒斥药家鑫漠视生命，希望“替天行道”……他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指点，高调而坦荡，让他在名誉的稻田中丰收连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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