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欢

　　前年夏天，还是大学生的李凯强与老太太宋某发生交通纠纷。李凯强称看到老太太摔倒在地后把她扶起，老太太则称是李凯强将其撞伤。由于无法查证是谁的过错造成，根据公平原则，法院判决李凯强支付原告宋某1万元精神抚慰金及其他费用共计7.9万余元。经过这件事后，李凯强对人的看法彻底变了，他说若再遇到此类事情“我会走开，不再理睬”。（1月8日《郑州晚报》）

　　在隐遁的真相面前，当事双方各说各话、难辨媸妍，道德与法律陷入“罗生门”的事例“至今已觉不新鲜”。远一点的有“彭宇案”，近一些的有“孙中界事件”，再近的也有“豆饼老太案”。所幸的是，孙中界在经历断指证清白的悲怆之后，钓鱼执法的“公权碰瓷”本质浮出水面，真相还了他一个迟到的公正。只不过，在坚硬的现实面前，很多事件往往无果而终，比如，彭宇案、豆饼老太案，虽和解了官司纠纷，却迷失了道德导向，真相也在“那一个患过伤风的角落”暗自抽泣。

　　大学生扶老太被判赔7.9万事件，又是一起双方各执一词、是非莫辨的“罗生门”。它的出现再次将一道棘手的选择题推向了每位公民，在明哲保身与献出爱心两个选项之间做出抉择，选择其中的任何一个都将“很受伤”。若决定袖手旁观不予理睬，很可能今后会良心不安甚至受到道德谴责；如果义无反顾出手相助，则或恐要无可奈何地接受“碰瓷”，被道德底线失守者“反咬一口”。

　　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是，道德“罗生门”密集出现以及“碰瓷”事件频繁发生，留下的是善心冷淡的后遗症。一市民捡到空钱包怕被诬告找来4人作证，两小伙路边发现一沓百元大钞不敢捡冒雨等警察，当公众犹在为这样的“荒唐之举”哭笑不得时，还有更令人焦虑的苦果或将酿成，那就是“道德退步”。譬如，当“钓鱼执法”事件曝于阳光之下后，很多司机在车身张贴“本车拒绝一切搭载求助，临盆产妇、车祸、中风、触电、溺水都不关我事，尤其是胃疼的”等字样的条幅。从“摔倒无人敢扶”到“钱包无人敢捡”，再到“好事无人敢做”，现实中的种种“怪现状”恰好印证了《马太福音》中的那句哲言，“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

　　由此观之，在情与法的“罗生门”发生后，厘清事实真相显得至关重要。若因“无法查证”、“没有证据”开了“葫芦案”的先河，那么这样一个不严谨的判例就完全可能引发道德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钓鱼执法案明朗之后，孙中界向全国司机发出倡议，希望司机以后继续做好事，继续帮助别人。这也证明了在威严的法律面前，只有水落石出的真相才能还爱心一个清白，否则我们何以向想做而不敢做好事的后来人一个合理的交代。